社交焦虑是个体与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情绪体验，每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希望自己表现的出色，从而被他人认可、接受、尊敬、羡慕和赞扬，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醒个体提前作些准备，在交往过程中，动用自己的内在资源，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优秀，获得他人的赏识，实现自我价值感，从而体会到充分的拥有自尊心的感觉。所以社交焦虑是人际交往必备的情绪，大可不必大加抵制。
　　然而，接受社交焦虑并不等于对之不管不问。如果焦虑的强度过大，持续的时间过长，对个体的人际交往产生了阻碍，并引起个体的持续回避行为，这就是“社交焦虑障碍（SAD）”，也就是通常说的“社交恐怖症”。SAD的表现可谓是琳琅满目，凡是涉及到与人交往的场合都有可能引发SAD。如大会发言、主持会议、小组讨论、朋友聚会、会见领导或老师等重要人物、与异性约会、在熟人面前讲话、甚至向陌生人问路、到商店退货等情景均可以让个体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往往伴有显著的躯体不适：如心悸、出汗、发抖、脸红、僵硬、口吃、大脑一片空白、尿急等；此时个体有强烈的想逃离的愿望和冲动，把身子缩起来，把头低下，闭眼睛、不敢呼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于是以后每当遇到此类场景就会提前出现焦虑、恐惧，并尽可能回避参与这些人际交往，在极端的情况下，可引起完全的社会隔离。当然，多数SAD患者会认为这种害怕是过分的或不合理的，一次次的回避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会鼓励自己带着畏惧参加人际交往，每一次却总是不断重复焦虑和恐惧的体验，令其非常痛苦。
　　无论是轻度的属于正常范围的社交焦虑，还是达到疾病程度的SAD，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讲，其核心是程度不同的“怕自尊心受到伤害”并“极力维护自尊心”的过程。比如不敢在公共场合演讲、不敢参加聚会的SAD患者，怕自己表现不好，怕出丑，继而担心别人会批评、挑剔和嘲笑自己，从而有损于自尊心；不敢与异性交往，甚至不敢与人对视的SAD患者，怕对方评价自己不好，怕自己喜欢对方的某些想法被对方发现，怕被拒绝，从而有损于自尊心。在社交的场合下，会激发出SAD患者的担心：他们会发现“我不好”、“我无能”、“我无知”、“我有缺陷”、“我下贱”、“我有病”……等等，所有这些担心反应了自尊心受到威胁时的恐惧。
　　SAD患者的一些回避行为正是出于对“自尊心的极力维护”。放弃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拒绝当众讲话，希望不被提问，当约会来临时，又以身体不适而失约等类似的行为都是对自尊心的“呵护”，是见诸行动式的防御机制，以为这样弱点就不会被对方发现，不会被嘲笑，不会被轻视，其实，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这种对自尊心的维护不但不能起到作用，反而会提前漏出马脚，并被赋予额外的社交焦虑的形象，这种防御适得其反，也不能真正缓解社交焦虑。如果只是防御，没有痛苦也就罢了，但是，人际交往却是人类天生的需要，比如为了生存、为了职业、为了生命的延续。防御的结果是加深了与交往需求的矛盾，也使得SAD持续存在。
　　万事皆须追本溯源，SAD患者的自尊心为何容易受到伤害？同样的情境，为何对不同的人会引发不一样的焦虑程度？遗传的先天素质固然重要，但早年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更值得重视。一个在幼年或随后的成长过程中，自尊心不断受到打击的人（如父母过分的苛刻要求或严厉指责、否认，老师和同学的嘲笑、辱骂，经济、成绩、容貌等方面因不如人而被轻视），更倾向于对人际环境表现出敏感性和易受伤害性。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关于自己的负面形象：如“我不好”、“我有缺陷”、“我不如人”等，同时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挑剔、嘲笑、轻视的客体形象，这种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固定认识会导致个体在人际互动中选择性注意自己的不好和他人的负面评价，从而这种模式越发巩固，并越发带有偏差。SAD的严重形式就是回避型人格障碍，而单纯的SAD在发病之前性格上基本没有明显的回避行为，SAD往往是因为某个社交情境危及到个体的自尊心，作为扳机事件，引发了SAD固定的认知行为模式――“怕自尊心受到伤害”并“极力维护自尊心”。
　　综上所述，治疗SAD的焦点是帮助患者恢复其自尊心。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都将集中于使SAD状态转变到非SAD状态。
　　如何才能帮助SAD患者恢复自尊心？要从治疗本身开始，尊重SAD患者，关注其内心矛盾，认可维系SAD的两种力量：
　　1、“怕自尊心受到伤害”并“极力维护自尊心”。
　　2、内在的与他人交往的需要。
　　与患者一起，个体化的探索其SAD产生并维系发展的心理社会因素；捕捉特定的引发焦虑/恐惧的人际情景下，其固有的带有偏差的认知模式和不能真正发挥保护作用的行为模式；探讨新的更加合理的认知模式和更有建树性的行为模式，运用更成熟的防御机制――升华，而不是回避，来切实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对挫折的耐受能力。一方面提高了自尊心受伤害的阈值水平，另一方面创造了提供尊敬个体的人际环境。这样既满足了交往需求，又感受到拥有充分的自尊心，一个非SAD的状态也就逐渐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