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宇的病人中，有一位老教授，与老伴感情非常好，在老伴去世之后六七个月，依然没有走出悲痛，日常饮食起居都受到影响，甚至搬出了与老伴生活的地方，去跟子女同住。后来在子女的劝说下到医院看病，他自己也知道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不好意思开口说”。

　　最困难的是发现。

　　老年人的精神疾病，最困难的是发现，家人的关心可以让老年人的精神疾病及早得到发现和治疗。所以，了解一些老年期精神疾病、心理问题的征兆和表现是十分必要的。老年人会经历更多的复杂事件，退休、亲人离世、病痛等等接踵而来，但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明显下降了，这时候就对外界多了些依赖，也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尤其在身体患病时，老年人精神上受到的影响要比年轻人大很多。孙新宇说，在与其他学科医院进行联络会诊的病人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近半数，而精神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原发病的治疗，这种情况解决起来有时候会非常棘手。

　　家庭的关注是老年人精神问题发现和治疗的关键。孙新宇在问诊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老年患者是子女发现问题并劝导其前来治疗的，而且经常是已经在其他医院辗转了很久，最后察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只有很小部分老年患者是自己前来的。另外，还有极少数是子女哄骗来精神科医院的。

　　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

　　今年的10月10日是第2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卫生部将今年的宣传主题确定为“精神健康伴老龄，安乐幸福享晚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在10月10日召开的卫生部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群得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即人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的比例，目前我国没有全国性的数字。”

　　根据部分地区调查结果，60岁以上的人群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4.2％。北京市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是4.4％。

　　另据天津市最新发布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60岁以上老年人精神障碍现患病率高达21.31％，明显高于中年人群（45至60岁）的18.09％和青年人群（18至45岁）的12.72％。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门诊主任刘女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10年前，朝阳三院老年科只有22张病床，现已扩展为两个院区，160个床位。

　　专业人员十分短缺。

　　北大六院医师孙新宇分析，近年来，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在增加，人口老龄化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需求也提高了，加之精神卫生教育的普及推广，人们可以更正确和理智地对待精神疾病。从门诊的情况来看，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如轻度的情绪问题等，人们不再是只有病情非常严重时才来就医。

　　孔灵芝表示：“我们在改善老年精神健康状况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服务资源不足。”我国现在平均每万人的精神科床位数是1.58张，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每万人4.36张。其次，专业人员十分短缺，因此无法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第三，患者的医疗保障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朝阳区常住人口近370万，但朝阳区卫生局下属的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有12名工作人员，每个社区也仅有一到两人做精神卫生方面的工作。除去日常必须完成的任务外，他们很难再有精力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注。而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山区，精神卫生专业的服务人员就更加凤毛麟角，精神疾病的识别率和治疗率都很低。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经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逐步纳入议程。2011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共投入600万元用于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另外，2010年至2012年，各级政府共投入了154亿元用于改扩建548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支持608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设备的配置，使得全国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医疗机构与社区合作。

　　社区作为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础机构，在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居民精神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2009年开始，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鼓励社区医院申报精神卫生相关研究项目，第一年就有30多个社区进行了申报。这些项目中包括精神病人康复、精神病人管理模式，对老年人、青少年等人群精神卫生问题的干预和调查等。这些调查研究为许多问题提供了最贴近实际的基础资料和解决办法。

　　日前，北大六院也正准备与劲松社区开展阿尔茨海默病相关项目，在社区中进行筛查，对确诊的患者进行有效的医疗帮助。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宋B表示，希望可以将这种项目发展为固定模式，待探索成熟之后向其他社区推广铺开。

　　一些公益组织也对老年人投入更多关注，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10年启动的我国首只为老年人身体、心理健康服务的专项基金中国老年人关爱基金。但目前看来，无论是政府推动或者民间发起的针对老年人精神卫生问题的项目，大多还局限在一点、一地，广泛展开仍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