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高度近视白内障病人，四处求医被告知眼底黄斑坏了，以为要做一辈子盲人，作为一名眼科医生，能为这些视障患者提高视力，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我感到无比欣慰，下面是一位病友的心声：
　　我是一个视障残疾人，从小就患有眼病，记得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就戴有一副700度眼镜。大概近10多年来，又因患有白内障，右眼早已经是只剩下一丝“光感”了。左眼戴有一副1800度的眼镜也只有0.2的视力。很早，就四处求医，希望能通过现代医疗增加一点视力。但是，由于自己还患有黄斑区色素紊乱，很多医院都一口回绝：“眼睛底板坏了，不能做手术了”。今秋的一天，在浦东盲人协会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有位盲人朋友向我推荐了长征医院，说：“去长征医院挂个专家门诊，请个主任医师检查一下。他们是否肯为你做这个手术，就看你自己个人造化了。”这位盲人朋友也患有黄斑区色素紊乱眼病，就是在长征医院做了手术，现在戴着副600度的眼镜就行了，几乎是脱了“盲”。这位盲人朋友还十分热心为我在网上挂了李由教授的门诊号。
　　10月23日下午，我来到医院，李教授为我认真地检查了眼睛，很坦率地告诉我说，这两个眼睛都是高度近视，都有白内障。对于左眼，做个手术，是可以提高一些视力的，而且是绝对有把握的。对于那个已经盲了10多年，仅有点光感右眼，这白内障已经长得太老了，要等到手术后再看情况了。也许手术后会像现在一样，还是没有任何视力。我表示：“我只是想死马当作活马做，手术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替我做这个手术。”李教授最后是答应我，先为我做这个右眼手术“试一试”。
　　11月11日，手术当天。在手术前，李教授对当天接受手术的病友一一检查了一下，还专门调出我的病历，再次对我右眼的手术方案进行了确认。并很认真地告诉我：“你的手术一定由我自己为你做，你完全可以放心。”手术在中午时候做的。因为是“局部麻醉”，在手术中，我始终是清醒的。我清醒地听着李教授为自己做着手术，清醒地听着她向助手发出的一连串的“指令”，一再要求：“慢一点。这个病人的眼睛要做得慢一点，细一点。”手术进行了20分钟，结束了。李教授很高兴的对我说：“手术很成功。”李教授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最激动的一刻该是第二天揭去那层厚厚纱布的一刻。当医生为我揭去纱布的那一刻，那一刻，我看见了，这个失明了10多年的眼睛看到了影像，有了0.1的视力。虽然由于黄斑区色素紊乱的病疾使得看到的字母呈波浪状，看到的影像有点变异，但是，毕竟是能看到东西了，我真的是喜出望外。这种激动的心情，也许普通人是无法体验无法理解的，我更是无法比喻，用文字来诠释。我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对李教授表示：“谢谢！谢谢！”但是，李教授显得很是平静，只是表示：“这是我应该做的。”
　　11月20日，在李教授处做右眼术后复查，并要求进一步做左眼的手术。李教授检查了我的右眼术后情况，告诉我，右眼手术康复得很好，可以为我做左眼的手术。李教授还很坦率地告诉：“右眼有了视力，你觉得很满意，可我并不觉得满意。在我的预料中，你右眼手术后，配副200到300度的眼镜就可以看到0.4以上。现在验光下来，得要配一副550度的眼镜。这是超越我的预料的。尽管这还是在手术范围之中的，可我们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听了李教授这一番表白，我真是感激之上又有了一种感动，被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李教授亲自陪同我对左眼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对所有的检查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核实。她再而三地对我说：“我们一定得把左眼的手术做好，要做得更好。”
　　12月2日，李教授为我做了左眼的手术。这次手术只做了10多分钟。次日，检查时，这个平时戴着一副1800度眼镜也只有0.3视力的左眼，现在视就有0.25，配一副200度的眼镜就能有0.7的视力，可以不用戴着厚厚的眼镜行走了，我完全可以脱“盲”了。
　　当晚，我无比兴奋地向朋友们发出了微信，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一瞬间，朋友们打爆了我家的电话我的手机，特别是一些盲人朋友（因为自己曾担任过浦东盲人协会副主席一职，有着很多盲人朋友），他们在向我表示庆贺的时候，还迫切地“拷问”我：“在哪家医院，是哪位医生做的手术？”“你送了多少钱？”等等。我很明白地告诉他们：“在长征医院，由李由教授做的手术。一分钱的红包也没有送过。”更有网友祝贺我：“碰到了好医院遇到了好医生。”说我：“好人得以好报。”我也沾了李教授的光，做了一回好人，更要谢谢李由教授了。   是的。通过这次的眼睛手术，我不仅仅体会到李教授崇高的医德，更被她的人品所折服。在当今社会上，有几个医生能够坦言地对病人说上一句：“你觉得满意，我并不满意”？就在我入院做手术时，同病房也有一些外地病人，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赞美李教授，更为不用“为送红包而犯愁”而感动。说，“这在我们当地简直是不可想象。”   在再一次向李教授表示感谢之际，我们也会将李教授的医德和人品传递下去，让我们的世界充满更多的爱，让我们残疾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