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听上去未免会让人感到惊慌：无论你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去理发店，发型师会轻而易举地藏起你的几根头发；在饭馆吃完拉面，老板娘会带着一丝冷笑捡起你刚刚揩过嘴巴的纸巾；办公室的同事会不经意地用崭新的复印纸划伤你的手臂；随后，这些东西被转移到一些戴口罩，穿白大褂的家伙们手里，经过一些瓶瓶罐罐的碰撞和嗡嗡的机器处理之后，从打印机里吐出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对你保密，却被除你之外的所有人知晓。于是杯具发生了：你的女朋友把你甩了；老板决定不再同你续约；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投保；你想出门，航空公司拒绝售机票……1年后，你在孤苦伶仃和众人怜悯的目光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你挂了，死因是肺癌。

　　荒谬么？在人类刚刚迈进基因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为这些事情担忧了。如果在未来，任何个人只要愿意付出足够的金钱并提供样本，就能在基因测序公司那里得到DNA检测报告和说明。如同开头所说的那样，带有个体遗传信息的样本实在是太容易弄到了，结局就是让人恐慌的“基因歧视”和“隐私外露”。另外，个体对自身基因检测的兴趣也不能小觑，据调查，70％的人愿意去做基因测试以得知自己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可以相信，随着基因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也许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现在说这些还是显得为时过早。对于癌症和基因，虽然近些年有了较多进展，但还远远未到“一张纸条断生死”的程度，何况很多癌症的发生并不完全由基因决定。当下基因组学对癌症治疗的帮助，还处在初级和零星阶段。人们认识到，DNA拷贝数的改变，基因的缺失，突变，重排，插入是癌症发病的重要原因；新型转录因子的发现为人们认识癌症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某些可遗传的变异会使某些特殊家族的人群对癌症易感；基于此，新型的抗癌药物不断在实验室诞生。

　　现在，针对癌症的分类不再局限于过去采用的组织学方法，分子标记和微阵列分析mRNA表达谱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多种癌症亚型。通俗地说，同是乳腺癌，显微镜下看上去组织学类型也相似的两个人，经过基因组学方法分析之后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癌症亚型，不同的亚型就意味着不同的治疗手段。随着癌症亚型分型逐渐细化，有一天我们终将实现癌症治疗的个体化。一旦发现癌症就千篇一律“开刀，放化疗”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基因表达标记还能为我们提供判断预后的可靠指标。基于基因组图谱的评分系统能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治疗后复发的风险，乳腺癌，结肠癌和某些血液系统肿瘤已经开发出这样的系统，正在接受循证医学的检验。这样一来，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会更有理有据，患者也将得到对于他本人来说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基因组学还能帮助我们寻找对抗癌症的有效药物，并告诉我们哪些患者对这些药物反应良好。1998年美国FDA批准曲妥珠单抗（赫塞汀）治疗HER2表达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所谓HER2表达阳性，是指这类患者癌症细胞表达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曲妥珠单抗能够特异性阻断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与其受体2的结合，从而阻断肿瘤细胞的生长。现在，曲妥珠单抗已经成为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的首选治疗。沿着这个思路，许多小分子抑制物进入了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抑制肿瘤基因表达的蛋白也是研究方向之一：有些肿瘤基因能够编码特异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又能够启动一些特殊程序，最终造成恶性循环并最终使得细胞特性发生改变，细胞生长不受控制。抑制这些特异蛋白质，就能阻断癌症发展的恶性循环。伊马替尼（格列卫）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方面的成功就是这个思路的典型例子。

　　在经过治疗之后，如何判断癌症有没有复发，复发的程度如何呢？过去，我们多是采用一些影像学方法，例如CT，B超，核磁或者PET来评价，而当肿瘤复发尚处于萌芽时期，这些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基因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手段。我们可以在血液中寻找肿瘤组织特异的标记物，标记物越多，则往往说明肿瘤负荷越大，这在血液系统肿瘤中尤为有效。这些标记物可以是肿瘤基因编码的蛋白，也可以是肿瘤组织分泌的产物，甚至可以检测突变癌基因的拷贝数。这将为我们早期发现肿瘤复发，早期治疗节省宝贵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可遗传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有些是令人兴奋的，例如某些人天生对艾滋病的某一亚型不易感，还阴差阳错地经由骨髓移植治愈了一例艾滋病 ；另一些变异则令人忧人忡忡，比方说携带有BRCA1 和BRCA2基因的人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会升高，这在疾病预防方面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癌症筛查会更有针对性，那些携带特殊风险基因的人群将受到更多关注。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本篇开头的情况：这些个人信息如何保护？携带特殊基因的人是否会遭到基因歧视？如何看待基因研究给全社会带来的变化呢？

　　基因研究无疑给癌症治疗打开了新的天地，而基因检测是福是祸，则需要人们的智慧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