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见多发病，近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目前针对恶性肿瘤的治疗，逐步向个体化治疗、综合治疗和循证医学的方向发展。而肿瘤的防治研究，也正从基于“病理学基础”向“病理-生物学”基础转变，从杀灭肿瘤细胞向改变肿瘤微环境转变[1]。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肿瘤的侵袭性的强弱在原发瘤阶段即已存在，肿瘤的转移复发是癌生物学特性最集中的表现，也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各种以“消灭肿瘤”为手段的疗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的肿瘤的疗效，然后并未明显影响总体生存率。因此，有人提出[2]“消灭肿瘤实际上加速癌抵抗和复发的出现。”并且争论肿瘤的治疗到底是完全消灭，还是让其生存[3]。目前的观点趋势倾向于强调在最大限度消灭肿瘤的（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的同时，重视对少量残余肿瘤的调变及肿瘤宿主机体的改造（如生物治疗、中医中药），争取使肿瘤细胞改邪归正，降低侵袭转移潜能，使肿瘤宿主机体不适合肿瘤的生长。这一观点与中医一直以来对肿瘤的防治观点趋于一致，强调机体与肿瘤之间的矛盾平衡，也即扶正与解毒的平衡。

　　1、肿瘤的病因源自失衡

　　1.1、根本原因在于内虚

　　对于肿瘤病因的认识，中医历代医家以“内虚”立论居多。《内经》提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百病皆生于气”，并认为“精气夺则虚。”其对肿瘤的记载相对比较简单。汉唐时期，《诸病源候论》及《千金方》对“积聚”的论述，表明肿瘤扶正培本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肿瘤扶正培本学术思想逐步成熟。东轩居士在《卫济宝书》中首次提出“癌”的名词。明清时期，肿瘤扶正培本学术思想深入发展，如张景岳认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医宗必读》更是直接指出“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基于“内虚”理论，现代研究亦深入探讨了“内虚”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发现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正气）受到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及预后与带瘤机体的细胞免疫状态密切相关[4]。

　　1.2、癌毒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肿瘤的发生，在正气亏虚的条件下，癌毒是产生肿瘤的关键因素。对于癌毒的论述，古代医家多有记载，然而均未明确提出“癌毒”的概念，而统称之为“毒邪”。如《中藏经》认为“痈疡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而生矣，非独营卫壅塞而发者也。”随着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深入，“癌毒”的概念越来越受到认可，并且认为“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周仲英教授认为[5]癌毒是导致肿瘤发生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子，属毒邪之一，是在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下，人体脏腑功能失调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人体有明显伤害性的病邪，具有增生性、浸润性、复发性、流注性等特性。凌昌全教授[6]则结合中西医学对恶性肿瘤的认识，把癌毒定义为“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并认为癌毒是恶性肿瘤产生的病机的核心，癌毒及其产生的病理性代谢产物通过血液、淋巴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致使整体功能失调，继而耗伤正气并与气、血、痰、热等纠结在一起，进一步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癌毒一旦形成就具有迅速生长、扩散和流注等特性，必须及时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最大限度的消灭癌毒。

　　1.3、正气与癌毒的失衡

　　目前肿瘤的发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这一现象无法单纯运用内虚或者癌毒来进行解释。从人体生命的正气发展规律来看，中青年正处于“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或者“筋骨隆盛，肌肉壮满”的条件下，即便“始衰”，亦不至于成积、成瘤。而癌毒的积聚亦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可以认为肿瘤的发生是正气和癌毒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正气内虚为主或者癌毒过盛为主，最后均表现为癌毒占据优势。这种失衡现象在现代研究中亦多有发现。如贾勇圣等[7]将癌基因分为阴阳，并以癌基因myc和抑癌基因p53为例说明其相关性，p53以促进细胞凋亡为主，故为阴，阴中之阴是抑制细胞生长促进细胞凋亡，而阴中之阳则是修复受损DNA，使细胞继续存活。myc以促进细胞生长和增殖为主，故为阳，阳中之阳是促进细胞生长和增殖，而阳中之阴则是诱导细胞凋亡。这种阴阳的表现在肿瘤发展中为P53失活或myc激活者居多。另外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细胞信号传递网络亦会发生失衡现象。如细胞生长、分裂和增殖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多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如生长因子及受体、G蛋白、细胞周期调控因子等，从而表现为增殖失控。与此相反，与机体清除异常、衰老细胞的重要机制以及细胞凋亡机制受到抑制，如TNF、Fas/FasL等，从而凋亡减少[8]。

　　2、肿瘤的治疗在于平衡

　　2.1、治疗法则

　　中医学对于疾病的治疗认识，可以概括为“实则攻之，虚则补之”。针对恶性肿瘤的治则， 目前临床常用的有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肾壮阳、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祛湿化痰、疏肝解郁等等。从肿瘤的发病机理，无外乎扶正及解毒二法。扶正又称为扶正固本、扶正培本，是基于肿瘤的“内虚”理论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其目的是通过对肿瘤患者的阴阳气血的扶助与调节而改善其“虚证”状态，提高机体自身的抗癌能力，达到祛除肿瘤的目的。解毒法则是针对癌毒的病机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复发转移过程中，除癌毒之外，还存在痰、瘀等病理产物，然而癌毒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直接决定了恶性肿瘤的恶性程度，而不同于一般的气滞、血瘀、痰凝等所致的慢性杂病。因此，扶正和解毒是肿瘤治疗中的根本法则。

　　2.2、分期论治

　　中医学的两大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现代医学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即是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一“辨证论治”的现代化阐释。《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了“坚者削之”、“留者攻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损者益之”的原则，体现了根据不同的疾病性质进行不同的治疗。由于患者机体状态、肿瘤分期及肿瘤生物学特性差异较大，临床治疗法则亦不同。从分期而言，在肿瘤早期，患者一般体质尚可，正气充足，肿瘤处于生长期，癌毒亢盛，此时未形成明显的肿瘤相关免疫抑制，即虚证不明显，在治疗上，应以祛邪解毒为主，积极采用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冷冻、激光、射频等）尽快去除肿瘤。这种攻邪祛毒的手段，在虚证不明显的时候，中医药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中医药的应用主要在于各种治疗的辅助治疗，而且以扶正为主，使扶正与解毒达成一个平衡。在肿瘤中期，肿瘤增大，消耗增加，形成明显的免疫抑制，人体正气消耗明显，这一时期，往往正邪力量势均力敌，或正邪相当，或癌毒略减，或正气稍强。在治疗上常扶正与解毒并重，视其相互平衡消长而治。当肿瘤趋于晚期，癌毒炽盛，而正气耗竭，无力抗邪，成邪盛正衰之势。此时应“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症明显，则以治标对症为主，随后以扶正治疗为主，因晚期肿瘤治愈可能性较小，因此扶正应佐以解毒之法，使癌毒与正气的力量逐渐趋于平衡，达到长期带瘤生存。

　　2.3、遣方用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强调调整阴阳平衡。而清代张隐庵则指出“寒热补泻兼用，在邪正虚实中求之。”在扶正与解毒的平衡上，遣方用药常表现为相反相成，矛盾统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3.1、攻补兼施

　　攻补兼施是肿瘤治疗最主要的方式，使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临床常用四君子汤或六君子汤加减扶助正气，同时加用白花蛇舌草、白英、龙葵、石见穿、蜈蚣等抗癌解毒之品，扶正与解毒药的权重和剂量视患者正气与癌毒的关系而定，在不同的肿瘤、不同的分期、不同的体质状态下，均需随时调整处方，微调平衡，使失衡的状态逐渐恢复平衡。

　　2.3.2、寒热共用

　　肿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常错综复杂，中医辨证多有寒热错杂的证候，因此处方常寒热同调。如对于肿瘤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临床常用泻心汤类加减，既用芩、连之苦寒降火除热，又用姜、夏之辛温开结散寒，恢复中焦脾胃的斡旋功能。解毒抗癌攻下的药物常为寒凉之剂，容易耗伤脾肾阳气，临床多配以温肾健脾之品，避免寒凉伤阳气。

　　2.3.3、升降相因

　　《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肿瘤患者因情志、饮食及治疗的影响，多存在气机失调的病理状态。调整气机常升降相因，升浮药与沉降药同用，使气机当升者升、当降者降，升降有序。如肺气不降引起的大便干结，常以桔梗与枳壳为伍，前者宣肺气，后者降肠气，一升一降。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常以交泰丸加减，黄连下心火，肉桂补肾水，亦属一升一降的范畴。

　　2.3.4、动静结合

　　因肿瘤治疗中扶正治疗占有很重要的比例。而补益之品多滋腻碍胃，反而影响脾胃功能。补益药多属“静”，临床常“动药”与“静药”同用，使动、静存乎于一而增疗效。如应用温中健脾之剂，常用生白术、茯苓、生薏苡仁等，多辅以醒脾化湿之品，以增加其运化能力，如广藿香、紫苏梗、荷梗、砂仁等。恶性胸水，应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己椒苈黄丸等泻肺逐水时，常加用桂枝温运阳气，增加其“动”性，以化气行水。

　　总之，“阴平阳秘，精神奶治”，疾病的发生均由阴阳的失衡所致，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是这种阴阳平衡和正邪矛盾不断被打破的过程中，因此治疗中应以扶正及解毒二法为总纲，不断的调整人体内环境，使其重新趋于稳态，以达防治肿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