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普及，中医临床所面临的已不再是那些概念模糊、笼统的病名，而是经现代医学基本诊断明确、有一定病理变化规律可寻的疾病群。如何认识现代医学理化检查发现的病理、生理变化，发挥宏观整体演绎、归纳的思维优势，去辨治现代医学疾病，成为中医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目标皆是人体，目的皆是防病治病，所治疾病的病名无足轻重，关键是所治疾病的效果如何，这是体现一门医学生命力的真实所在。
　　中医“辨病施治”的概念，并非近世才提出。一般认为渊源于《内径》，创立于《伤寒杂病论》，如《伤寒杂病论》中强调病脉证治，把某病作为标题，注重疾病自身的发展和传遍规律，确立相应的治法和方药，而且也有辨病治疗的专方专药，如狐惑合病、百合病等。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本为中医固有的辨病施治方法不仅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被不断突显的辨证施治所掩盖。至明清之后，这种辨病思想才又被某些医家重视，如清代徐灵胎在《医书全集.兰台轨范序》中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说明每个病都有每个病的基本病因、病机、变化规律、主要治疗方法及药物。辨病治疗在传统中医外科有充分的体现，如疮疡的辨治特点是重视局部病理改变和体征的变化，将舌、脉和全身症状作为遣方用药的参考，即主要察看疮疡局部的色泽、化脓或未化脓、外形是肿胀还是塌陷等。如果局部红肿热痛，就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如果色泽晦暗、疮疡塌陷，就用温阳透毒或益气透毒方法治疗。内科疾病由于受当时科学水平的影响，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去演泽、归纳出“证”，由于这种“证”的获得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经验性和模糊性，与“证”相对应的治疗便显得十分灵活，缺乏必要的规范。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己能够通过理化检查观察到机体脏器的活动状态和病理生理改变，所以无论是中医辨证，还是辨病，皆无法回避对运用各种先进诊察手段所获得的“病”的认识。
　　现代医学疾病多是以区别于其他病的“病理生理”改变而诊断的，它们有自已独特的病理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在疾病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它们的病理变化基本一致，其临床症状亦大致相似。如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期，基本病理改变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痉挛、微血栓形成，突出的症状为心前区压榨性疼痛、绞痛、闷痛；急性病毒性肝炎，基本病理变化为肝细胞变性坏死、伴有白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一般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恶心、厌油、腹胀、肝脾轻中度肿大、病毒抗原和抗体阳性等。这些 反映在中医的辨证施治上，亦应有区别于他病的治疗特点。如何运用中医理论去认识现代医学疾病某一发展阶段反映出来的共性，是中医辨病治疗现代医学疾病的关键。笔者1995年有幸和国内其他中医博士一起主编《中医内科辨病治疗学》一书，提出现代医学疾病中医分期、分阶段辨病论治的思想，即把握某一疾病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反映出来的共性，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去认识其基本病因病机，针对这一基本病机去遣方用药。如上述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期，基本病机为心脉闭阻、气滞血瘀，故疼痛发作期应以芳香温通、活血通脉为主，使气行脉畅、疼痛自止；急腹症，基本病因病机为腑气不通、气血瘀滞化热，围绕这一病机，采用泻下通腑、清热解毒、理气活血之法。许多临床观察表明，具有较好的疗效。
　　中医辨病治疗现代医学疾病，应着眼于疾病自身的病理变化和病情演变规律，这可弥补单一辨证施治的缺陷。一些疾病的潜伏期、初期或无症状期可无任何不适，此时中医治疗因无证可辨，施治亦难，而通过理化检查可发现异常，通过辨病亦可治疗。如慢性肝炎，在疾病的静止阶段，临床可无任何症状，而理化检察可发现肝功异常，通过疏肝健脾、活血解毒等法治疗，可促进肝功的恢复，甚至达到治愈的目的；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X线或B超检查可发现结石和水液的积聚，采用温阳活血、排石利水法多可获得排除结石、积水的效果；慢性肾炎、哮喘及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在早期未呈现肾阳虚症状时，通过理化检查可发现肾上腺、甲状腺、性腺等多靶腺功能紊乱，通过微观辨证属于轻微或潜在的肾阳虚证，施以温肾补阳方药治疗，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可改善其内分泌和免疫功能。这些如不依据辨病方法，就不会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治疗。
　　中医辨病治疗现代医学疾病，不应停留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或专病专方专药治疗的水平上，这种辨病虽然形式上属于辨病施治，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辨病施治。中医辨病应当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化检察方法，延长拓宽自己的诊断视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分析认识观察到的新内容，揭示贯穿于疾病始终的内在规律，探求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传变规律。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运用自身的理论体系，认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基本病理生理改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治疗规律。如脑血栓形成，血栓形成、血液粘稠度增高可归属于中医“血瘀”的范畴，无论辨证属于肝阳上亢还是气虚血瘀，运用活血化瘀药皆是获取疗效的一个重要方法；脑溢血，离经之血便是瘀血，由此突破以往脑溢血禁用活血化瘀药的框架，早期采用活血化瘀药治疗，对减轻脑水肿、脑细胞损伤，具有较好的疗效；②根据病变部位认识疾病的病因病机，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因其病变在骨髓造血干细胞，中医根据肾主骨生髓的理论，应用补肾药为主治疗，疗效得到提高；隐性胆囊结石，中医根据胆性疏泄，以通为顺的理论，采用疏肝理气、排石方法治疗，多可取得排石的效果；③根据发病特点认识疾病的病因病机，如急性病毒性肝炎，根据其发病快、易传染的特点，中医认为其病毒属于“疫毒”、“秽毒”，因其病位在肝，中医多采用疏肝柔肝、结合清解热毒之法治疗；④根据微观的生理病理改变认识中医“证”阴阳消长变化的物质基础，如肾虚和下丘脑－肾上腺轴的关系，肝郁和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关系等，由博返约，有助于认识疾病发展过程中阴阳虚实的变化规律。
　　辨病是着重于疾病病理变化全过程的认识，它强调疾病的内在生理病理变化的规律；辨证则是侧重于疾病某阶段病情状态的整体认识，它重点考虑的是每个患病机体的机能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的差异。但这些因素往往可掩盖疾病内在的病理变化，有时经治疗疾病症状虽可减轻或消失，但疾病却不一定真正痊愈。如病毒性肝炎，辨证治疗后腹胀、恶心、纳呆等虽然减轻或消失，但肝细胞变性坏死、肝功能异常却可持续存在。
　　对疾病病因的认识，中医辨证常采用“审症求因”的方法。因其病因多是为解释发病机理而设，所以很难说是真正的客观病因，如病毒性感冒，中医多从感受风寒、风热、湿热或疫毒等方面解释其病因。因此，其病因治疗缺乏针对性。在辨证施治原则的指导下中医的治则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从辨证论治的发展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对病证的认识尽管全面权衡了机体患病某个时空阶段的病情病势，但毕竟是一种“暂时”状态的认识。一个病有一个病的内在规律，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可出现各种不同的证，但这些不同的证却总是受着疾病基本病理变化过程和病情演变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临床上，不同疾病之间的“相同证”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如同是肝阳上扰的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应柔肝平肝、熄风清热；脑溢血则多用通腑化痰平肝、活血化瘀法治疗。同是阴寒内滞的胃脘痛，胃痉挛者应温中散寒、缓急止痛；冠心病心绞痛则应温阳通脉、活血化瘀。由上可知，疾病的治疗，始终离不开疾病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仅满足于辨证施治、满足于某个阶段临床症状的暂时改善，中医临床就无法吸收现代的科学技术方法。一直囿于宏观整体的认识，中医的临床疗效就无法提高，中医治疗学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宏观、整体、灵活的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的特色，在功能性疾病及一些慢性疾病中，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如肿瘤、胃炎、胃息肉、胃痉挛、冠心病心肌梗死、心绞痛、胰腺炎、胆囊炎都可以出现胃脘痛的症状，而且在这些疾病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中医的同一个证，如果只按中医胃脘痛辨证施治，“有是证即用是药”，显然缺乏真对性。遇到胃癌、冠心病病人，因未得到正确及时治疗，还会延误病情。中医一证、西医多病是现代临床普遍的现象，如高血压病、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等疾病的某一阶段都可表现为肝阳上亢证，但却各有特点，高血压病易化风化火，更年其综合征以肾虚为本，甲亢多痰气交结。异病同证，同中有异。所以，所谓“同病异证”是在“同”的基础上的“异”，“异病同证”也是在“异”的基础上的“同”，临床不仅要“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还要把握每个疾病的自身发展演变规律而“异病异治”。
　　总之，在中医辨病治疗现代医学疾病的过程中，辨病和辨证是两种必不可少的辨识疾病病位、病性和病位的方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辨病有助于辨证从整体、宏观把握疾病的病位、病势及发展变化；辨证则可为辨病提供分析、认识疾病病理、生理演变规律的方法、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辨病是中医辨证基础上的一种发展。临床以病证为主轴，总结疾病辨治规律，寻找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病情特点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促进中医治疗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