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医学形式，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仅仅把去除、减轻患者的病痛作为目标，但现代的医学，已在原有单纯的临床医学架构上增添了大量保健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内容，也就是把提高生存质量、降低危险因素等诸要素考虑在内。因此，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审视，所有乙肝病毒携带者都归属于不健康人群，都存在着健康隐患，而那些HBV-DNA阳性的携带者，还具有传染性隐患，因此他们都有权享受到医学的关注。

　　但是，出于患者对病毒携带危害性的认知力、经济条件和现有疗效三大因素的制约，大多数的病毒携带者不得已采取了忍耐加等待的态度，自己去默默的承受着健康的风险和心理上的危机。而作为救治、管理该人群的专业医疗机构，决不能漠视他们的忍耐，决不能心安理得地让他们自己去默默的承受着健康的风险，我们能够做的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在不明显降低疗效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治疗费用，最终使得尽可能更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健康在治疗中获得收益。

　　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本身对获得治疗的渴望是具有普遍性的。原因首先是缘于乙肝病毒感染引发的肝硬化和肝癌所造成的死亡，集中发生在40-55岁年龄段，而且乙肝病毒携带者多有家族密集性的特点，因此当乙肝病毒携带者目睹家族中不止一个成员在几乎相同的年龄病逝后，生命倒计时的恐怖便笼罩于心；其次是大多数家庭难以承受因重型肝炎和肝衰竭抢救所带来的巨额费用；第三是担心自己所携带的病毒再传播给家人，尤其担心的是殃及后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使自己摆脱因携带病毒而带来的社会限制，因为它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不便，贯穿于从出生伊始到垂暮之年的各个阶段，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这些限制无论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进行科普教育都是不能在短期内消除的。正如我的一个年轻的病人所说：“我好累，在这个凭实力竞争的社会，无论能力、学识、还是相貌身材，我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只是因为我有这点问题，使我不得不失去一个又一个的机会，而且还不知明天有什么样的挫折在等着折磨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心理损伤超过了其病理损伤，而外界压力所造成的损伤又超过了自身存在的损伤”。 事实证明，只要事先详细说明，对那些明知疗效满意率不高也要治疗的部分人群，优先予以抗病毒试探治疗是可行的；反之，正规医疗机构如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将所有携带者人群拒之抗病毒治疗大门之外，反而会疏于对该群体的正确引导与管理，并增加了该群体由于进入非正规就医领域而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

　　虽然乙肝病毒携带者从危重程度上看远远低于临床型慢性肝炎，但从免疫机能的角度分析，其缺陷却更为严重。面对治疗的免疫耐受群体，是一组免疫缺陷程度不等的群体，在自然状态下特别在长期高载量病毒复制的压力下，摆脱免疫耐受是十分困难的。在予以抗病毒治疗后，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机体处于病毒低量复制的状态，为部分轻度免疫缺陷者打破免疫耐受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抗病毒治疗，目的是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尽可能多的进入病毒清除期创造机会。

　　病毒携带者抗病毒治疗具有高投入、长疗程、低疗效的特点。从总体上看成绩的不理想是肯定的，但使部分治疗者取得疗效也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尽管抗病毒治疗使所有的治疗者达到永久的DNA转阴在目前看来并不现实，但使所有的使用者在一段时间内的DNA转阴或下降现在是能够办到的，使一部分治疗者永久的DNA转阴现在也是能办到的。但唯一的遗憾是，根据目前的检测技术，尚不能在治疗前对该群体免疫缺陷的程度做出事先评估，所以对于被治疗者而言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免疫耐受是否能够被打破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由于免疫缺陷的程度在检验手段方面不能提供支持，因此抗病毒治疗后的疗效成为了唯一的信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