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中，一些体质状况不良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他们在服用中药缓治慢调的过程中，常常向医生提出一个世俗皆知的千古疑问――是药三分毒。这些患者所担心的是，如果长期服用中药调身治病，这“是药三分毒”，是否对人体或心肝肾等器官有伤害?如果想怀孕生子，在服药期间是否会影响受孕?如果怀了身孕，服用中药是否对胎儿有伤害?中药是否真的“是药三分毒”?中药的“毒”是否就是现代所理解的“有毒成分”?其疑问多多，不一而足。

　　对于这个世代流传下来的千古疑问与临床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医关于“毒”与“毒药”的概念与内涵，去进行一番简要的理论追寻，并结合临床，以答疑与澄清“是药三分毒”及其上述诸多的临床疑问。

　　一、中医对“毒”的理解

　　中国传统医学对“毒”的阐述与所指，并非现代化学意义中的“毒”。其实，中国古代医学中所谓的“毒”，其含义与所指较为复杂，如果简要地对它进行归纳，中医对“毒”的阐述与所指，大致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病因：中医将人体的致病因素，大抵分有“外因”与“内因”。所谓“外因”，就是源于自然界的阴阳相移、寒暑更作、春去秋来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变化，中医简称它为“六气”。当这六种气候变化太过与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气候寒热在一时之间变化剧烈，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时，“六气”就成为人体易患伤风感冒等外感疾病的致病因素，中医就将“六气”的这种异常变化与对人体的伤害，称为不正之气的“六淫”邪气，将人体感受这类邪气而患病称之为“外感六淫”，或称为“外感邪气”。

　　对于“六淫邪气”中的“湿热”、“温热”或“暑热”邪气对人体所造成的某些疾病与病理变化，中医常笼称之为“湿热毒邪”、“温热毒邪”、“暑热毒邪”或“风火邪毒”等。中医对于比“六淫”之邪更强悍的某些外邪，就称呼它“疫毒”、“瘴毒”等。总之，凡外在不正常气候因素使人致病的，就是“外因”，由于它是在人体正气不足的情况下伤害于人而致病的，所以，中医又常称呼它们为“邪”或“毒”。

　　可见，在中医病因学里，“邪”与“毒”常互用或联用为“邪毒”或“毒邪”。然而在中国文字里，“毒”与“害”近义，常联用为“毒害”，可以理解为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中医称呼“六淫邪气”袭人为病，也就分别称之为“伤风”、“伤寒”、“伤湿”、“伤暑”、或“受热”、“温邪上受”等等。人们感受这类邪气而得病后，又常称之为“害病”等等。

　　由此可知，中医所谓的“毒”，在病因学里，是相对于“外邪”而言，同时也寓有“伤害”而得病之意。中医这种外邪伤人而得病的理解，犹如人们对某些社会弊病而抱怨为“歪风邪气为害一方”一样，它们所言说的道理都是基本相同的。

　　二是指疾病：人体因“外感”与“内伤”得了某种疾病后，临床中常出现某些证候、症状或生理病理变化。中医根据辩证，常将一些急、重、危或慢性难愈的某些疾病，归为“毒”类，或以“毒”称谓它们。例如：皮肤肌肉生有疮、疖、疔、痈类之疾，临床见有红、肿、热、痛等症状，中医常将这类肌肤疾病称之为“风火热毒”等;将身热、头痛或身痛、皮肤红疹或瘀斑、烦躁或昏迷等症病，中医称为之“热毒炽盛”等;将天行疫毒侵袭，内闭心神，以及神昏谵语，喉间痰鸣，呼吸不利等证候，中医称为之“疫毒内闭”;将肌肤、阴股、肢趾间的疮疡、湿疹及其溃烂流水与痒麻疼痛而迁延难愈者，中医又称为之“湿毒蕴结”等等。

　　中医对这类疾病给予“毒”的称谓，无非是说，疾病到了“毒”的阶段，对人体的“伤害”也就有发病快、病情重、或迁延难愈等临床特点。这犹如人们将夏天一夜之间炎热起来的“痱子”或热性皮炎，叫做“热毒”一样;犹如人们将身上红、肿、热、痛的疖肿，叫做“火毒”一样;犹如将慢性皮肤搔痒或者“烧裆”叫做“湿毒”一样。这类常见疾病与称谓，往往从百姓嘴里脱口而出，实乃地道朴实的传统中医语言与民族医学认知。

　　中医对上述“毒疾”的治疗，就是针对“毒”的病因病机，进行辨证施治、立法选方遣药：或清热解毒、或凉血解毒、或利湿解毒、或泻火解毒、或诸法合用等进行施治。中医这种对“流毒人体”的辩证施治，犹如“流毒天下”而采用“肃清其流毒”的言说一样，它们之间的语意也是相似相近的。

　　三是指中药：这就回到本文“是药三分毒”的话题上了。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说一说“毒药”与“药物”的关系。

　　实际上，中国古代称呼中药为“毒药”，即将治病疗疾的“中药”称之为“毒药”。例如，我国最早记载有关医事制度的周代文献中，就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天官冢宰》)。意思是说：“医师”这个最高行政长官，他统管“药物”以备医疗之用;这里所说的“毒药”，就是指的植物类“药物”。

　　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中，还记有“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其意是说，病已入深在里了(不是针灸按导的方法所治得了的)，就要用“药物”内服的方法进行治疗;这里所说的“毒药”，也是指治病的植物类“药物”。明代医家张介宾对此明确指出：“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类经・论治类》)。

　　此外，还有人们所熟悉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遇七十毒”的说法。其实，这里所说的“毒”，也是指的“药物”。这个千古传说是说：在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神农氏带着他的氏族，饮露餐果、品尝百草充饥的同时，一日之内还品尝到能祛除疾病的“药物有七十种”。这里的“一日”与“七十”，应理解为大约数，或作“长期”理解，其意在说明：中国先民们在漫长而艰苦的原始生活过程中，中药是在他们觅食的过程中长期“品尝”出来的，是源于自然而亲口“吃”出来。所以，又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历史言说。

　　由此可见，中医最早所称谓的“毒药”，其实就是泛指所有的治病“药物”。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直称“药物”而偏要称之为“毒药”呢?如果综合上述而论，究其原由之一，大概是因为：既然疾病的病因有外在的“邪毒”，疾病的证候与病理变化有内在的“毒邪”，将药物名之曰“毒药”，可能寓有“以毒抑毒”或“以毒攻毒”之意吧。

　　然而，究其“毒”与“药”相提并论的终极原由，最信服人的回答，应是“药食同源”如下言说：中国先民们在“尝百草”的觅食过程中，开始是“食”与“药”不分的;后来经过经验积累，到了能区分它们不同的作用与功效后，就将能充饥、能延续生命、有营养而可口的植物称为“食物”，将能防病治病或对人体有某种反应而口味不佳的植物称为“毒药”。这种“食物”与“毒药”的区分，则是为了使“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可就’就是可食;‘当避’就是不可食或慎食)。

　　而且“毒药”与“食物”对人体疾病来说，是用“毒药攻邪，五谷为养”(《素问藏气法时论》)的祛邪与扶正的合作关系。并将那些既可作为“毒药”、又可作为“食物”的植物，称之为“药食两用”。对于“食”与“药”的区别与联系，隋代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记有如下有趣的说法：“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总之，中华大地植物中的“有毒”与“无毒”、“毒药”与“食物”，言说了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演释了“食”与“药”的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反映了中医“药食同源”的文化特性。

　　由此而知，传统医学中的所谓“毒药”，就是治病的“药物”，其所以言其“毒”，一是为了应对为害人体的病因与疾病之“毒”，其二主要是“药食同源”而合中有分的历史必然结果。这就说明，千百年来中医所说的植物类的“毒药”，并非等同于现代化学意义中的“毒”，如果将“是药三分毒”作西学式的理解，这显然是对传统中医药学的一种误读与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