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院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73.3% 三级以上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

    中国医院协会《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 48.51% 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曾诚

    中国医院协会2013年的调查表明 39.8% 医务人员有过放弃从医念头或计划转行 78% 医务人员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

     1月12日晚上11时55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骨科教授、博士鲁凯伍主任医师不幸猝死,再次唤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连日来,新快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医生,他们有的仍然在一线工作,有的已经“逃离”医院。

    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中,都能找到一个共性――他们正在被各种“数字”裹挟。

    每天清晨,一睁开眼,各种数字就会从四面八方向医生们靠拢。有些数字是在他掌握之内的,譬如今天大概会有多少台手术,要看多少个病人,要开多少个会,要写多少份报告;但更多的数字来自于意料之外,他不知道今天会遇到多少个胡搅蛮缠的病人,也不确定接下来一个月需要拿出辣椒水多少次,更不了解那个长得像手机的电棒还能保护多少个护士。

    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恶性暴力袭医事件10年来平均增长近30%,70%的医生遭遇过殴打、辱骂,近40%的医务人员希望有机会转行。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曾自我调侃:“我们就是超人,但毕竟真正的超人是不存在的,近年来,有关医师或护士‘过劳死’的报道不绝于耳,而他们的工作状态其实也为我们敲响警钟:莫把自己当‘超人’。”

         统筹:新快报记者 肖萍

    采写: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不堪各种压力,一个科室“逃”了9个医生

    45岁的曾诚擅长妇科恶性肿瘤、不孕症诊治和腹腔镜手术,在业内名气响亮,在广州媒体圈里的朋友也是遍地开花。谁要是得了个感冒发烧腹泻痛经的,微信上聊两句,他就能迅速开出药方,药到病除。

    在“”上,少有人不满他的技术,受益于他漂亮手术的人,更是毫不吝啬地赞美――很幸运曾医生主刀,他是我遇到的最细心、最耐心、最会安慰人的好医生;曾医生不是超人却胜似超人,他就像本辞典,能清楚记得每一个病人的病情……曾诚听了记者的转述后,他不好意思地连声说,“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只是记性比普通人稍微好点而已。十几年前主刀的病人,当时的病情、麻醉师姓名、所住床位我都记得……” 曾诚滔滔不绝,记者忍不住问,“你记性那么好,那你还记得儿子上一次考试的成绩吗?”曾诚一怔,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他的成绩不告诉我。”对儿子的“漠不关心”,曾诚有安慰自己的方式,“儿子的学习应该让更专业的人来管。”

    作为医生,大家常常感叹:医生也是普通人,他们并不能掌握病情最终的发展,因为疾病的个体差异太大,人体结构和对药物和手术的反应也千变万化,病人的治疗结果并不都是按照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愿望发展,因此,即使尽力了,手术做得人人称赞,也不能保证就一劳永逸了;相反,说不定一台疑难手术就会惹上医患纠纷,甚至对簿公堂。医患纠纷的不断升级,使得作为科室主任和全科唯一男大夫的曾诚,在日常诊疗中不得不采取些自我保护的策略,辣椒水、高压电棒,甚至跟有潜在纠纷的患者或家属谈话时,要预先设计好“逃生”路线。

    “实属无奈之举。”曾诚摇着头叹息。 “尤其像恶性肿瘤患者,转移或复发是很容易的,导致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可是病人不理解,认为都是医生误诊误治导致。”于是即使是被誉为“超人”的曾诚也不得不偶尔疲于应付各种“医闹”。不过时间一长,曾诚在这方面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说起来简单,“讲道理要清清楚楚,处事态度要不卑不亢”,但做起来却很难,很多年轻的医生、小护士们只能一遇事就跑来找他,这时他就会特有“大哥范”地说,“来两个跟我一起去吧,学着怎么处理,但人不能太多,要不成打群架的了。”

    除了教年轻医生学医学诊疗常规,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医患沟通和学会做医生,这是教学医院的传承方式之一。一次一个病人在曾诚这做了个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很漂亮,恢复得也很快,走时自然是千恩万谢。可是没两年,病犯了,找来“医闹”天天威胁。曾诚还是那个态度,“如果你觉得我们科、我们医院在医疗手段上有失误,你可以去通过合适的途径申请仲裁或鉴定,也可以通过法院仲裁,医院欢迎您的监督。” 碰到威胁要对科室医护人员或家属人身攻击或恐吓的,曾诚会反复提醒同事,要告诉家人,上下班或孩子上学放学路上尽量不要单独行动,学会保护自己。在各种难以预料的威胁与恐吓中,曾诚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里,2011年开始至今已有9名医生离职,其中5个是正科级,离职时间约在40岁左右,按传统理解,一个医生即将熬出头的年龄,换句话说,在康庄大道来临之时,这些人选择了“逃离”。  

“我听说你们医院死了很多人”,这句话激怒了他。

    曾诚坦承,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2013年,有一组新的数字猝不及防地闯入他的生活:动了3次大手术,两次腰椎间盘手术,一次胆囊切除术,坐了N次他曾参与抢救病人的救护车,卧床2个月,下肢肌肉严重萎缩,体重暴减24斤。那是曾诚最难熬的一年,也是他最想“逃离”医院的一年。那天,做完腰椎间盘手术不久的他在家中休养,由于完全不能动弹,每天只能靠妻子帮着擦身,更换大小便的污物。那天妻子来不及回家,只能把工作委托给儿子,他觉得那一刻尬尴极了。

    理想在那一年变得脆弱,“突然就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但是病好了之后,生活马上又恢复到原样。每周出诊3个半天,早上7点半以前到医院,先去病房查房,查看重大手术后和疑难病患者,准备一下当天要做的手术,主持完交班会后立即上台手术。出门诊的日子,往往是上午门诊后胡乱扒几口饭奔手术室,或手术后匆匆赶到下午门诊。

    过往的很多年里,他每年的手术量都在400台以上,生病康复后,手术量下降到了280台左右,尽量做一些疑难或较大的手术。即使对手术技巧已经烂熟于心,然而由于职业习惯,每逢遇到大手术前,他晚上都会睡不踏实,睡前一直想着次日手术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该如何处理等,所以太太总是抱怨他常常在梦中也不断喊着“止血钳、结扎……” 经常是出诊的时候,上面麻醉打好了,下面就得马上中断,忙得脚下生风的曾诚还不忘对等候的患者说,“要不你下午来,先去附近逛个街”。曾诚做手术绝对是“快枪手”,时间短,出血少,康复快,普通的腹腔镜手术,国外医生来表演都要两小时,但在曾诚这,耗时不到1小时。一结束,他马上下楼继续看诊,但即使这样也常常要看到晚上8点多。因为自身健康的原因,温文尔雅、笑面迎人的曾诚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那就是“不加号,谁来都不加。”但他的原则却经常被破坏。“医生,请给加个号。”哀求、抱怨、威胁、眼泪、下跪,什么方式都有。曾诚看着这些落寞失望离去的背影,只能一次又一次说抱歉,因为自己身体吃不消,爱莫能助。但有些病人从外地慕名前来求医的时候,就是曾诚破坏自己原则的时候,“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曾诚说。

    兄弟医院曾经介绍来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为了照顾熟人介绍的朋友,他决定亲自操刀这个原本不应该他做的小手术,谁知病人家属一句话就把他激怒了。“我听说你们医院死了很多人。”曾诚回忆起来仍然大为光火,“我看过最大的病人是99岁,做手术最大的病人是86岁,对我而言,这个老太太的手术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但他的疑问给了我极大的压力。” 当时曾诚几乎是吼着说出下面的话的,“医院就是生老病死的地方,任何一个手术我们都必须共同承担风险。”

    他劝儿子学医,“说不定我们将来还能整个曾老吉出来”

     在各种质疑与高强度工作下,曾诚也会赌气,“不想起床了,不想上班了。”妻子默契地过来牵着他的手说道,“至少你在从事着你爱的工作啊,这样很不容易了。好了,起床上班吧。”曾诚当时几乎哭出来,“对这句话印象太深刻了,还是她(妻子)懂我。” 他的妻子是一位护士。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些孩子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走上医学之路,因而即使自己做医生很辛苦,他仍然希望儿子可以继承衣钵。这样的愿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医生的理解,虽然越来越难,但是在任何年代都是被需要的,这意味着有饭吃,饿不死。另一方面,也算是医学世家,一家有四个医生,如果孩子从医,好歹自己能帮衬上一点。平时就爱研究各种药方预防感冒的他曾开玩笑地跟儿子说,“要不你学医吧,这样爸爸还可以帮帮你,说不定我们将来还能整个曾老吉出来。” 但孩子的回答是,坚决不学医,他想做工程师。不过儿子确实遗传了他的基因,理工科极好,小区里防盗门坏了都是他去修的。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安慰。”

    每天被安排得满满的,累得连饭都顾不上好好吃的生活节奏,形成一种惯性,以至于,某个周末突然闲下来了,曾诚会觉得很不习惯,“干嘛好呢?”突然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可以“玩耍”的朋友了。

    骨科的张庆文主任是曾诚大学本科的同学,两人都在1993年毕业留校开始从医,但除了在手术室见面,两人已经很久没坐下来好好地喝杯茶了。相比之下,手术难度更大的张庆文,每年的手术量也在300台以上,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做7台手术,这边的手术刚刚结束,第二台手术就要开始了。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一天工作17小时,还不包括需要承担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除了手术时需要承受的压力,以及留下的各种颈椎病痛外,张庆文每周还要出诊两个半天,每次出诊的时间都在7小时以上,加号人数至少在10个以上。相比曾诚,即便他已经“无原则”加号,但是仍然会被很多病人投诉和抱怨。上周五下午,当新快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就正在处理一单投诉,“一个病人抱怨医生看诊时间太短,不认真。”

    张庆文无奈地说,其实像他们这样多年的临床医生,病人说一下症状,初步诊断一下90%以上可以确定病因,不需要吃药、打针。回去多点锻炼就能好。但病人不相信,他们觉得排队排了几个小时,医生三分钟诊断完了,就是不负责任。但真没必要,“我自己也有这些症状,都没去管。” 张庆文工作的职业信条是“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安慰”。他期待,只要做到这些,无需负累太多。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继勇的年手术量也在300台以上。这些手术所涉及的器官都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稍有不慎就是要命的。普通的肺癌手术,从病人进入手术室准备到病情平稳推出手术室都要4个小时以上。无论是体能还是精神都要求很高。几乎每个医生都患有下肢静脉曲张,但这都是小事,精神压力才是最辛苦的。

    王主任说,做心胸外科医生要有强大的心脏,曾有医生连着几台手术都不顺利,做手术时甚至会出现手抖、心悸的情况,不得不休假调整心态。即使手术成功,术后恢复也不一定一帆风顺,特别是当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时,更会让医生觉得郁闷、沮丧、难过,尤其是病人家属不理解,更令医生难过。他还记得自己做过的一个肺癌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病人都能下床走了。由于患者长期吸烟,王继勇专门请了呼吸科的教授来给病人气管镜吸痰,谁知道病人在吸痰过程中突然心跳停止了,马上全力抢救最后还是回天乏术。结果就是病人家属大闹,又摆灵堂又喊打喊杀。

    “你说这样的压力大不大?”他在讲述中突然反问记者。 “那是,很多病人都是在以‘太医’的标准来要求医生,治不好就提头来见。”记者回答道。王继勇说,“‘医闹’时有发生,对医务人员的精神折磨是前所未有的!我本人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好医生,所以一直坚持尽心尽力为病友服务,电话、微信都给了病友,随时解答他们的疑问,也与很多病友成为长年的朋友。我也常常跟院里的年轻医生护士说,现在的医疗环境下,医务人员要有革命先烈的精神,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要不就别做,不能被现在的困难吓倒,以后医疗环境一定会改善。只是有这样决心的医务人员并不多,尤其是护士,流失率很高。”

    “继续留下的前景已经有太多前辈演绎过了,并不美好。”

    当然,除了高强度的工作以及紧张的医患关系外,程序、制度上的设计也让医生无法获得安慰。当下的医疗收费标准还是1999年制定的,价格标准已经过时。

    曾诚就给记者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一个月400个病人来算,正教授挂号费9元,作为全院最难挂号专家之一的他,一个月12次门诊的诊金收入只有1300元左右。对于新医生而言,就更是难以看到未来了。比如一个31岁的硕士毕业生,进医院实习,好不容易留下来后,首先要做两年规范化培训的医生,然后再经历四年的时间才能转正。这期间,如果表现不好,医院也可以把他开除,即使顺利通过考核,也得从最苦的住院医生做起,24小时候诊,难有归宿感。

    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主任黄章力(化名)告诉新快报记者,这已经算是一条平顺的道路。在他们医院,由于编制的问题,他们近年来招的都是合同工,一年、两年,需要人就招几个,不需要就不续约,工资低,活累,前途不明朗,于是离职率比普通医院都要高。他们很多人“变身”做了医药代表、医疗器械销售等,再回来医院“风光无限”。

    陈希,一位转做某外企医药销售的离职医生告诉记者,从医生到销售,表面上看是低了一级,可是生活质量绝对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原来在医院是专门接急诊的,常常是在深夜接到各种各样血淋淋的病人。有时是打群架被砍伤的,有时是夜晚施工不幸坠落的农民工,来不及做各种权衡,必须赶紧手术抢救,结果就是有的病人好了之后跳窗跑了,有的病人不给钱,赖着也不肯走。“忙了一通宵,得不到一句好,不付费的压力反倒压在我们身上了。” 现在不一样了,上班不用打卡,晚上不用通宵,不用每天看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再加上之前在医生圈子里的人脉,他觉得这份新工作做起来如鱼得水。说到这,他笑着问记者,“做记者辛苦吗,要不我介绍你做医药销售吧?”

    曾诚的老同事、一位同样“逃离”了医院的妇科博士后兼副教授赵先生,则通过一个故事进行讲述了10年前自己离开的原因。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恰好你又会游泳,途经珠江边看到有人落水,你救不救?答案显而易见。于是乎,你跳下水千辛万苦救上了一个,然后,突然发现又有第二个、第三个,救到第四个时,你已经筋疲力尽,如果再救第五个,那么你自己就是第六个。“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痛苦,我已经看到了结局。我觉得医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治未病’。”于是,这位被认为非常有前途的博士后离开了,在北京一家四合院开了间诊所,专门给CEO做健康咨询。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要感谢自己当初不知道从哪里而来的勇气。“很庆幸自己离开了医院,当然我很感谢医院给了我成长的机会,只是继续留下的前景已经有太多前辈演绎过了,并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