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患矛盾之尖锐，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如果还太软弱，只能说明我们已经对这个话题都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医生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面对的就是两种医生，一种是“为”，一种是“不为”。什么是“不为”，就是对于有高度风险的病人，高难度的病人，不去作为，或推诿给别的医生，或以各种理由让患者主动放弃治疗，认为已经无药可治或无医可治了！这就是“不为”！这种医生现在几乎比比皆是，但是唯一的好处是没有负担，没有风险，更没有“负面新闻”！哈哈，此为“良医”也，或用专业的术语美其名曰“善于掌握治疗的适应征”。当然病人的结果就是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甚至失去生命。当然这是病该如此，也不能怨医生，因为医生没有作为嘛，怎么会有“错”呢！

　　另外还有少许的医生，一心只想治好病人的病，哪怕再难，哪怕再危险，哪怕真的只有一线的希望，都想去救。这种医生是把“治病”作为职业的医生，而不是把“治病”作为谋生的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哪管你富贵贫贱，老弱病残。

　　然而当今社会，反而吃亏的就是这样的“敢为”的医生，敢于在刀尖上行走的，谁能保证不出现闪失？出了意外，患者家属就会寻找一切的蛛丝马迹攻击和指出其“种种的疏忽”，去法院，堵大门，挥大刀，完全一个“全武行”；医院的领导就会毫不客气的指其“没有责任心，医技不精，不善于沟通”，甚至“玩忽职守，不服从上级指挥”。

　　1988年美国医学化理学家E.D.彼莱格里诺和D.C.托马斯马在《为了病人利益》一书中根据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医生所承诺的促进病人利益的义务”，这被西方国家许多医学院校采用来作为医学生毕业时需背诵的誓词，有人称为“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全文如下：

　　“我保证履行由于我的专业我自愿承担的治疗和帮助病人的义务。我的义务是基于病人所处的软弱不利的地位，以及他必然给予我和我的专业能力完全信任。所以，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由于承认这种约束，我接受下列义务，只有病人或病人的合法代理人才能解除我这些义务：

　　①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实践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②拥有和保持我的专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③承认我的能力的局限，只要我的病人病情需要，我应向我的各种卫生专业的同事求助。

　　④尊重其他卫生专业同事的价值和信念，并承认他们作为个人的道德责任。

　　⑤用同等的关切和献身精神关怀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付酬。

　　⑥主要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主要为了推行社会的、政治的或财政的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⑦尊重我的病人的参与影响他或她的决策的道德权利，明确地、清楚地、用病人理解的语言说明他或她的疾病的性质，以及我建议采用的治疗的好处和危险。

　　⑧帮助我的病人作出与他们的价值和信念一致的选择，不强迫，不欺骗，不口是心非。

　　⑨对我听到、知道和看到的保守秘密，作为我关怀病人的一个必要部分，除非对别人有明确的、严重的、直接伤害的危险。

　　⑩即使我不能治愈病人，也总要帮助他们，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要帮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

　　决不参与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即使为了仁慈的理由，或应国家的要求，或任何其他的理由。

　　对照我们作为医生的誓言，请问“为”与“不为”，哪种才是真正的“渎职”？如果世上真有“奖善罚恶令”，希望不要等到30年后才出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