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多动症
“多动症”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但随着这一名词的普及,误解也相伴而生。随意为孩子贴上“多动症”标签很危险,但患病儿童回避治疗也同样危险。
“皮大王”还是“多动症”?
做了十多年“学习困难”门诊专科医生,马士薇见识过各种各样患“多动症”的小朋友,眼前这个男孩显然是典型的一个。还没轮到他进诊室,马医生就已经见到他,每隔几分钟他会推开诊室门,医生和家长告诉他不能推门进入,但命令显然对他不起作用。候诊室里,小男孩冲来跑去,一刻停不下来,护士们连连打招呼、警告,也被他置若罔闻。就诊时,小男孩对医生的问话显得心不在焉,坐立不安,不一会儿,又奔出诊室。在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及多项测试、检查后,小男孩被确诊为“多动症”。
跟很多家长一样,小男孩的父母一向认为孩子不过是比别人调皮、好动,尽管时常遭到幼儿园老师“告状”,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上了小学,家长才意识到,孩子也许真的得了“多动症”。
好动、顽皮的孩子常被叫做“皮大王”,在一些人看来,“皮大王”和“多动症”的区别不过是大人们主观划分的结果,但在医生眼里,“多动症”有明确的诊断标准,“皮大王”不一定是“多动症”,如果确诊“多动症”,就需要规范的治疗。
“多动症的核心症状是注意缺陷(与年龄发育水平不相称的)、多动(活动水平明显正常儿童)及冲动,多动与好动的区别是,他的活动是否分场合,有没有目的性,是否影响孩子的适应环境、社交及学习。” 上海市儿童医院马士薇医生说。她解释道,儿童好动是很正常的,,比如有的孩子在课间时喜欢在走廊、操场到处奔跑,但在课堂上能够集中听讲,这就不能说是多动症。 “多动症”孩子的活动还具有没有目的性的特征,好动的孩子跑来跑去,可能是在进行某个游戏,但“多动症”孩子往往无目的地奔跑。适应环境的能力则往往要等上学后才被家长重视,家长常常是在接到老师反映孩子上课无法集中、听不进老师的话,甚至影响到学业、人际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家庭关系)等,才想到求医。
“多动症”一词常被家长们挂在嘴边,耳熟到让人忘记它是一种疾病。马士薇医生介绍说,“多动症”的专业名称是“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多动、冲动和注意力难集中是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这些症状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往往在孩子7岁前就出现“‘多动症’孩子并不是不想控制自己,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注意力,这与好动、活动能力强有明显的差别。”
“多动症”的诊断比很多疾病要复杂得多。“判断孩子是否发烧,只要测体温就知道了。”马士薇医生说,“多动症”的诊断没有“金标准”,因此,确诊前一般需要经过详细询问病史,临床检查、多项测试,还要根据家长、老师的评判,综合后做出诊断。
一名10岁的河南小姑娘,暑期里被家长带到上海就诊。家长告诉马士薇医生,老师反映小姑娘上课不专心、爱跟同学说话,在家做作业时每5分钟就要跑开,作业粗心大意,朗读时常常读漏字。医生简单地与小姑娘进行了交流,建议做一系列测试,但家长填了相关量表的结果与家长反映的孩子情况是有矛盾的,要求家长将一张相关的量表带回,让老师填写孩子的日常表现,复诊时再带来,医生会综合各种因素再做判断。
“那她到底是不是多动症啊?要不要吃药?”家长显得有些焦急,问了好几遍,希望立即获得答案。马士薇医生解释,诊断没这么简单,正是由于不存在“金标准”,医生必须谨慎诊断,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患者复诊几次后再确诊是很正常的。
尽管家长们难以接受,但目前的医学研究证明,“多动症”是一种伴随终身的慢性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不可能被“治愈”,只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症状和矫治不良行为。马士薇医生曾接诊过一位小患者,在了解“多动症”知识后,小患者的父亲告诉医生,他自己面临跟孩子类似的问题。这位父亲是企业管理者,每天有下属向他汇报工作,他必须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清和理解下属的汇报,稍不留神,同事的话就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他的耳边,而他几乎一句也没听见。
别擅给他们贴标签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多动症”病因有多种,其中遗传倾向性、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逐渐被明确。马士薇接触形形色色的患儿家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医生与患儿父母沟通时,一些父母也表现出注意力难集中的情况。她接诊的一位台湾患儿,父亲自己告诉医生小时候就曾被诊断为“多动症”。
流行病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多动症”的遗传倾向性。一项对双生子的研究显示,如果是同卵双生子,他们的“多动症”同病风险高达79%,如果是异卵双生子,同病风险是32%。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患病因素,是家庭教育方式。很多报告发现,父母教育方式粗暴,经常打骂、干涉孩子活动,严重挫伤孩子自尊心、自信心的家庭,孩子长期处于精神高度警觉状态,一旦条件适宜,会毫无自控地发泄心理压力,表现为活动过度、注意力不集中。
非专业人士很难准确地判断一个孩子是不是“多动症”,一些情况会被误认为“多动症”。根据十多年的临床经验,马士薇医生告诉记者,一些就诊者,行为表现与“多动症”很像,上课坐不住、分心,其中有些可能与孩子的情绪与所处的环境有关。曾有一个父母在国外做生意,孩子二年级被送到国内读书,寄宿在老师家,三个月换了九个寄宿的老师,孩子不喜欢老师家,想念父母及以前的同伴,上课不能集中,做小动作,不做作业,与老师关系紧张,成绩明显下降。有些可能是轻度智力发育迟缓,“就像我们听外语,听不懂的时候就会走神。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因为无法完全理解老师的话,无法集中注意力。”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了解孩子语言与操作能力的发育是否均衡,医生会建议一些就诊者进行智力测试。
还有家长发现,孩子在刚刚进入小学时,不能遵守课堂纪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简单地判断为多动症。马士薇介绍说,这种情况很可能只是孩子在幼小衔接时出现的行为问题,特别是那些上幼儿园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孩子,家庭中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随心所欲,短时间里难以遵守规则。这样的情况,医生建议家长与老师多沟通,家校联合,通过引导、鼓励,让孩子的行为逐步得到改善。
马士薇非常理解家长对孩子行为问题的担忧、焦虑。从30年前进入“独子”时代开始,中国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倾尽全力培养孩子成才,因此,行为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过去一个班里总有几个‘皮大王’,大家觉得很正常,家庭里孩子多,家长也无暇顾及。”马士薇的回忆是“独子”时代之前中国人共有的记忆。
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是上海市门诊量最高的“多动症”专科门诊,这里的门诊量数据,也反映了家长们观念的改变。2009年,该门诊年门诊人次5000多,到2011年,增加到13000多。这样的数据,比门诊初设时的1990年代,更是有天壤之别。一个明显的改变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会在寒暑假里将孩子从老家接到上海就诊。
就诊人数的增加,反映“多动症”被越来越多人知晓,但对这种疾病的误解,也随之增长。特别是一些缺少专业知识的老师,随便给学生贴上“多动症”标签,很可能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和自信。马士薇认为,老师建议家长带疑似“多动症”的孩子到门诊咨询,是很好的,但在与家长和学生沟通时,要注意用词与方式,顾及孩子的感受。比如,如果在同学面前讨论,很可能给孩子和家长造成压力。为此,上海市儿童医院对上海市的部分区的老师开展培训,医教结合,让教师正确认识“多动症”。
“多动症”的治疗和矫治,特别强调医生、老师和家长的配合,因此,上海市儿童医院专门设有“家长学校”。“家长学校”会教给家长一些具体的措施。“多动症”孩子总是“惹是生非”,面对这样的孩子,家长很容易动气。医生建议,家长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激动时与孩子分开,待情绪平复后再倾听孩子的话,寻找犯错的原因,耐心地引导。
吃药可怕吗?
“孩子小时候皮,大了就会好。”面对坊间流传的观念,马士薇医生提醒说,如果确诊“多动症”,及时、积极、规范的治疗是必要的。相关的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二“多动症”患儿症状会持续到青春发育期,三分之一患儿症状带到成人期。如不治疗,多动症易共患学习障碍、情绪障碍及社会关系适应障碍,对患者的学业、职业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广泛消极的影响
从生物学的研究看,“多动症”患者存在某些大脑神经递质的异常,因此,用药物来改变这些异常,成为治疗的基础。目前世界各国临床常用的药物,是盐酸哌甲酯片、盐酸哌甲酯缓释片和盐酸托莫西汀,前两种药为中枢兴奋剂类药物。马士薇医生形象地比喻,这些孩子就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药物的作用就像刹车,它会帮助患者控制“车速”,在有“刹车”的基础上再教孩子“交通规则”,长期训练后,孩子慢慢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一开始,家长大多对服药反感,担心孩子“变傻”“长不高”。马士薇介绍,国内外70多年研究证明中枢兴奋剂是治疗多动症的安全高效的药物。药物的副作用临床主要表现在影响胃口,少部分有影响睡眠,延长入睡时间的情况。但长期的跟踪发现,药物对胃口的影响一般在2周到1个月时间后会改善,一项时长21个月的调查显示,服药儿童身高比不服药儿童身高落后0.23cm。长期的研究也没有发现服药对儿童智力有影响,因此,医生们普遍认为药物是安全的。“一般用药至少1-2年,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多动症”被定义为一种慢性疾病,患病率各国不同,现在一般报告为3%-5%左右,男性患病率大大高于女性,为4-9:1。如果按照一个班级30人左右计算,理论上说,每一个班级里都可能出现“多动症”学生。同时,“多动症”的诊断复杂,因此,不管是乱贴“多动症”标签,还是确诊“多动症”回避治疗都是危险的。
“多动症”人群中也有“奇才”,他们把自己被视为“缺陷”的特征,转变为超常的能力。美国游泳运动员“飞鱼”菲尔普斯,刚刚在伦敦奥运会上创造历史,他是奥运史上拥有奖牌最多的运动员。成为“最伟大的运动员”后,菲尔普斯的童年轶闻也被翻出。国外媒体报道称,菲尔普斯童年时曾被诊断为“多动症”,待他学会游泳后,他那过于旺盛的精力在水中得以释放。不过,也有国外医生不同意媒体的解读,英国一名医生认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不仅不会帮助提高运动员成绩,相反,还可能影响训练。
人群中总有人与大多数人有些不同,社会应给那些“特别的人”更多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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