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脑胶质瘤发病率高,危害大[1],目前国内各医院对于胶质瘤的诊疗存在不同的看法,诊疗行为很不规范,严重影响我国脑胶质瘤尤其是恶性胶质瘤的整体诊疗效果。为此,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肿瘤专业组在中华医学杂志上(2009年第89卷第43期)发表了《中国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胶质瘤诊断和治疗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希望以此为契机,向全国推广和普及。
该《共识》是国内专家们在总结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形成,其主要目的是力图把我国的恶性胶质瘤诊疗规范化,提高我国胶质瘤的总体治疗水平和病人预后。此次共识制定中云集了国内各个相关专业著名专家,涉及的学科有神经外科、放疗科、化疗科、神经病理科、影像科等,这也说明了脑胶质瘤的诊疗包涵了多个学科,需要多学科的紧密合作才能很好地救治这些病人,使病人获得最大的受益。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先进医疗中心的胶质瘤工作模式,例如世界著名的癌症中心-美国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神经肿瘤科, 医师们一同参与“Tumor board(肿瘤联合讨论会)”关于胶质瘤的病例讨论(图1), 在讨论会上不但临床治疗医师与病理科/影像学医师之间有良好的互动和学习的机会,而且在神经外科、放疗科和神经肿瘤科医师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学术“监督和碰撞”,这些能更大程度地提高诊疗水准和启发出更多临床探索的方向。目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亦在创建胶质瘤亚专业组和成立相关的“Tumor Board”,这也是将来我国胶质瘤诊疗的理想模式。
为了能够提高胶质瘤特别恶性胶质瘤的预后,力争达到“将恶性胶质瘤转变为慢性疾病状态”的目标,我们认为应该努力规范胶质瘤的诊疗程序,这除了上述多学科参与并参照中国胶质瘤诊疗共识操作以外,最好还有建立以下两个重要的“库”:即胶质瘤随访数据库(上海华山医院命名为“脑胶质瘤病案数据库”见图2)和胶质瘤组织库,通过这两个“库”可以把胶质瘤临床信息和肿瘤本身的生物学信息结合,对于分析病人预后、评价治疗效果、发现新的胶质瘤肿瘤学特征、建立个体化的综合性治疗手段等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立组织库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冻存活细胞,以便在今后可以复苏细胞,做各种生物学治疗和研究。
至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主要是建立在肿瘤的个体分子病理特点上。目前华山医院已对胶质瘤常规开展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免疫组化检测;对于部分病人还用定量PCR的方法对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进行精确评估[2],对于少突细胞来源的胶质细胞瘤已采用双色探针荧光(1q25-q31/1p36和19p12/19q13)原位杂交(FISH)法检测染色体1p/19q杂合性缺失,这些对于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性治疗方案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由于学术界证实脑胶质瘤干细胞(BTSC)在肿瘤发生、复发以及耐放化疗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通过手术标本分选BTSC, 进行体外和动物体内的“两重化疗药物筛选模型”的分析,可能较“组织芯片药物筛选模型”更具有实际意义。
替莫唑胺联合同步放疗后巩固化疗是成人胶质母细胞瘤(GBM)的标准治疗措施[3-7]。我们在胶母的治疗中也发现了不少患者对标准治疗不敏感。举例来说,一例54岁的男性,因右额肿瘤入院,术中及影像学证实肿瘤达全切,病理诊断为GBM,术后开始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在辅助化疗第1疗程后(术后不到4个月)证实复发并死亡。详细追寻其病理学特征发现是MGMT高表达和高增殖性(见图3)。另1例50岁男性,因弥漫性生长的胶质瘤入院,手术达部切,病理诊断明确为GBM,遂开始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在辅助化疗第2个疗程后复发并逐渐昏迷,经过Avastin(贝伐单抗,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 ACNU治疗后肿瘤达部分缓解(PR), 病人清醒并失语有好转。这些提示我们国内学者需要进一步探索目前治疗的不足,加大胶质瘤相关临床研究和积极开展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目前的标准方案建议是GBM术后第29日开始同步放化疗,由于肿瘤细胞增殖快, 术后早期治疗措施(如放疗或化疗)的跟进是否能给病人带来更好的益处?为了探讨这一策略的疗效和安全性,2008年下半年起在上海华山医院周良辅院士的倡导下,国内10个三甲医院启动了“TMZ标准治疗方案对比标准方案加早期术后替莫唑胺化疗治疗新诊断的GBM的临床研究”。目前全国已入组完毕,相信通过类似这样多中心、前瞻性的IV期临床研究,不但能系统地检验这一理念的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她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国内神经外科领域开展更大范围的临床研究奠定人才基础和体制框架。
综上所述,脑胶质瘤需要国内医务工作者在我国胶质瘤共识的指引下首先做到诊疗的规范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以及分子病理学特征的追寻来建立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并从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试验中探索出更好更安全的治疗策略,从而实现将“恶性胶质瘤转变为慢性疾病状态”这一近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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