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通过省卫生厅的选拔考试，我的德国交流之旅终于成行。同行的其他9人也都来自省直医院各科室，作为安徽省首批被派往德国参加德中医疗交流项目的医生，我们这群早已年逾而立之年的“中年”人恍若重获青春，肩负着各自医院的重托，怀揣理想，远渡重洋。
　　陌生－好奇－收获－喜悦
　　结束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也就在匆匆的几个小时后，我们被分派到不同的城市，在约定好的接收医院开始为期3个月的实习交流。我与同修神经外科的钱若兵医生一同奔赴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尽管一路“机车劳顿”，我们还是对这个陌生国度的一切充满好奇。
　　由于临近圣诞节，11月底的德国街道上已显现出些许节日的气象――只是在一片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当中，我们很难从一张张闪现而过的德国人脸上读到节日时应有的欢愉。只有街边橱窗里早早挂出来的红色圣诞帽和大幅的折扣海报在若有似无地提醒着人们：新年的脚步临近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医生赴外交流的形式基本上只有座谈、报告，要是偶尔能被允许隔着观察窗观摩手术过程，已算是很大的收获了。而此次由德中科技交流协会组织的德中医疗交流项目则更偏重临床实践。我和钱医生一同被分在了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临床医学院，师从神经外科主任施罗德（Schroeder）教授，进行临床医疗实践交流。在深入了解了我们各自的专长之后，我们被允许进入手术室，直接目睹并参与难得一见的手术全程，这让我们有着莫大的收获和喜悦！
　　尽管近年来国内不少医院的医疗器械、技术水平都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而有所发展，但技术培训与科学管理制度的引入还做得不够。因此，在此行赴德学习交流的医生中，有不少人都把这些列为主要的交流学习内容。
　　比别人多走一小步的德国教授
　　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临床医学院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医学院之一，也是德国最先开展神经内窥镜手术的医院。医院分为老区和在建新区两部分，2010年新区建成后将成为德国最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据说，建成的新区将高度信息化――患者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以及计算机查阅终端的密集程度都将大幅提高，一些危重或外地病人可以通过直升机运送来医院，这在国内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的导师、46岁的施罗德教授是这所医院神经外科最年轻的主任，他技术全面、知识渊博，精通各种神经外科手术，尤其擅长神经内窥镜手术和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这位留着墨西哥式大胡子的老兄为人十分热情，对我们也非常友好，他常常主动为我们预约一些“有意思的”手术让我们参观，甚至允许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摄录影像资料，让我们十分感动。
　　参观施罗德教授的手术，完全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也再次见证了他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娴熟的显微手术技巧。在一台内窥镜辅助显微外科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上，他成功地切除了肿瘤，并完好保留了面神经，但没能保住与瘤体粘连紧密的听神经。倘在国内，这样的结果已经堪称完美，而施罗德教授不仅没有居功，反而十分懊恼：“最大限度地为患者保留健全的感官与运动机能，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永恒的追求。”这让我不禁汗颜。这是一种基于对患者健康最大限度关爱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建立在不断发展提高的手术技术技巧上，只有在这种职业道德的指引下，医生的手术治疗水平才有可能得到不断的提高，而不是满足于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的一点点所谓功绩。
　　岩斜区脑膜瘤切除极具挑战性，尤其是肿瘤巨大并包裹了多条动脉血管的病例，手术极其艰难！施罗德教授采用了国内医生难以想象的“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在患者左耳后枕骨下方开启一个很小的骨窗，经过近15个小时的鏖战，通过狭长的手术通道，将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乙状窦前入路才能取出的肿瘤完全取出，而且只有很小的并发症，手术取得圆满成功。乙状窦前入路改为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表面上看只是手术入路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其实它体现了手术者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显微手术技巧，真正受益的还是患者，因为它减少了手术副损伤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加快术后恢复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鞍区蛛网膜囊肿是一种常见病，通常手术也很简单。像这种手术能写成文章发表在神经外科顶级杂志上，大家可能很难相信，但施罗德教授仅仅靠一个病例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Neurosurgery》上，并得到很多专家的好评。为什么？和我们的区别是：原来每个病例他都要用内窥镜仔细探查和观察，“无意中”他发现了鞍区蛛网膜囊肿形成的可能机制，为治疗鞍区蛛网膜囊肿提出了新的理念。另外，他通过内窥镜观察发现了鞍区蛛网膜囊肿和大脑前动脉的相互作用而损伤视交叉的病例，这又对手术时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也有这个习惯，将会怎样？他的所有成功，都是因为他比别人往前多走了一小步！
　　这是一种基于对患者健康最大限度关爱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建立在不断发展提高的手术技术技巧上，只有在这种职业道德的指引下，医生的手术治疗水平才有可能得到不断的提高，而不是满足于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的一点点所谓功绩。
　　【后记】
　　由于交流活动的时间安排，我们的牛年春节只能在德国度过。庆幸的是我们受到了施罗德教授的邀请去他家做客，并在格莱夫斯瓦尔德最古老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在一片来自北方波罗的海的湿冷空气中，领略了这座古老城市的陌生文明。这座孕育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位德国首相（其中一位是有“铁血首相”之称的俾斯麦）以及众多政治家、作家和诗人的城市，让我们在离开时对这个国度感到些许留恋。
　　然而我们时刻铭记此行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德国社会融洽的医患关系和高度的社会文明，从医院里每位医生身上散发出来的敬业精神、协作精神和对工作计划性的精确掌控，无不让我们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让国内的患者尽快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卫生科技，为此，我们还将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