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乳腺癌的文字记载，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2500年古埃及的作品。在这本发现于1862年，如今称为《爱德恩史密斯外科手稿》的书中，记录了古埃及医生对乳房肿瘤的描述，然而对于其处理的回答却非常简单和诚实――没有治疗。此后，围绕关于乳腺癌诊断时究竟是全身性疾病还是局部问题，是否需要切除肿瘤以及手术范围如何的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的体液学说认为，乳腺癌是由“黑胆汁”过多引起的一种全身性疾病，切除原发肿瘤会使病情恶化。公元前400年左右，他曾警告道，“最好不要切除隐藏的肿瘤。切除肿瘤的人很快死亡，而不切除的人活的时间更长。”之后，同为希腊名医的盖伦(Galen)发展了体液学说，同样认为乳腺癌是全身性的疾病。他认为，最早用“蟹足样”来形容癌肿的生长方式，积极提倡手术治疗乳腺癌，并主张肿瘤的切除应在周围的正常组织中进行。然而盖伦的门徒们却认为认为乳腺癌不可能通过手术而治愈，更倾向于采用非手术的疗法包括食疗、通便、放血和水泡疗法等排出过多的黑胆汁来治疗乳腺癌。

　　历史进入18、19世纪，淋巴结的意义开始被发现。此间，法国外科学院主任Petit(1674-1750) 最早提出了乳腺癌手术的统一概念。他指出肿大的淋巴结腺是肿瘤的根源， 术中应找出淋巴腺并予以切除。为不致肿瘤残余，还需切除胸肌筋膜甚至部分胸肌的肌纤维。他还强调，术中不应切入乳腺组织。1757年法国外科医生Ledran提出乳腺癌是通过淋巴管播散的局部病变，淋巴结切除应作为乳腺癌手术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盖伦体液学说的盛行，法国人的观点和这些更具侵袭性的的手术方式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19世纪中期，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通过尸检提出，乳腺癌来源于乳腺导管上皮细胞，沿筋膜和淋巴道播散。他认为乳腺癌早期是局限性疾病，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而治愈的。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外科医生Halsted受到Virchow的理论影响，提出了乳腺癌根治术，即包括全乳房、胸大、小肌和腋窝脂肪淋巴组织在内的整块切除。 Halsted术式的理论基础，是乳腺癌渐进转移学说，认为乳腺肿瘤细胞首先经淋巴管扩散至区域淋巴结，然后才出现全身转移。乳腺癌根治术的推出，使得乳腺癌的局部区域复发率由同时期欧洲报道的51％到82％降到了6％，5年无病生存率达到了31％，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此后的70多年中，Halsted根治术一直作为乳腺癌的标准手术方式。

　　在根治术作为标准治疗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候，乳腺癌的外科治疗开始了新的探索。考虑到肿块位于乳房内侧的乳腺癌其淋巴转移可能到达胸骨旁的内乳淋巴结，在Halsted根治术的基础上，增加切除第一至第五肋平面的内乳淋巴结，即扩大根治术，包括Margottni 的胸膜外式 (1949年 ) 和Urban的胸膜内式(1951年)。后来，因观察到乳腺癌多伴出现锁骨上淋巴结转移， Lewis等建议手术切除范围还应包括锁骨上及纵膈淋巴结，也被称为超根治术。这些切除范围更大的术式并没有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疗效，且因出现的并发症多，死亡率高而遭到放弃。

　　同一时期，1948年Patey通过研究发现胸大肌筋膜相对无淋巴管，从而提出只切除胸小肌而保留胸大肌;随后Auchincloss在1951年进一步创立了保留胸大、小肌的手术方式 。相对Halsted根治术而言，上述两种术式统称为改良根治术。因其保留了胸肌使术后病人的胸壁畸形较轻，对上肢的功能影响较小，且不影响早期乳腺癌的疗效，19世纪70年代以后广为接受，并逐渐取代了乳腺癌根治术。

　　与此同时Halsted关于乳腺癌渐进转移学说受到了Fisher等学者的质疑。基于肿瘤转移机制的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乳腺癌发病伊始即为全身性疾病。Fisher等证明乳腺的血管系统与淋巴管系统相似，均为肿瘤扩散的潜在途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主要与肿瘤的生物学特性而非手术的方式相关。Fisher的假说在1971-1974年进行的NSABP B-04试验中得到了验证。该试验以随机对照的方式，比较了全乳切除加或不加放疗与乳腺癌根治术疗效的差别。临床淋巴结阳性的病人随机分为根治术组和全乳切除加放疗组，临床淋巴结阴性的患者则随机分为根治术、全乳切除加放疗或单纯乳房切除三组。经过25年的随访，结果无论淋巴结阳性的两组还是淋巴结阴性的三组之间，总生存、无病生存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均未显示统计学差异。

　　此后陆续进行的6个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直接对比了保乳手术加放疗与乳房切除术的疗效。总体结果显示，虽然保留乳房治疗组术后局部复发风险有所增加，但手术治疗的方式本身并不影响患者的生存。 EBCTCG的系列荟萃分析显示，局部复发与生存相关，辅助全身治疗显著的改善了患者的生存，同时也减少了乳腺癌局部复发的几率。但切除胸肌的根治术并没有带来比改良根治术更多的生存获益，而乳房全切与保留乳房的手术也没有显示出患者生存率的差别。保留乳房的手术治疗由此成为了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首选。

　　上世纪90年代初，Krag和 Giuliano等分别报道了前哨淋巴结活检在乳腺癌中的成功应用。此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前哨淋巴结活检的观察性研究，并由后续的腋窝淋巴结清扫证实了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对腋窝淋巴结评估的准确性。4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提示，在临床腋窝淋巴结阴性的患者中，前哨淋巴结活检能准确的判断腋窝状况，使得60％-75％的患者免于腋窝淋巴结清扫，减少了由此引发的上肢淋巴水肿，疼痛，肩关节活动障碍，感觉异常等并发症， 进一步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几乎所有证实腋窝淋巴结阴性的患者都可以只接受前哨淋巴结活检;而腋窝淋巴结清扫的目标，是为了使那些前哨淋巴结阳性的患者达到最佳的局部控制。

　　至此，在过去的2500年里，人们对乳腺癌特性的认识，在绕了一个大圈以后，重又回到了乳腺癌在诊断时就是全身性疾病的起点。在这个轮回过程中，乳腺癌的外科治疗理念完成了从不可手术到可手术，从“可耐受的最大治疗”到“有效的最小治疗”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