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今年的主题是“实现癌症防控目标，其实并不遥远。”当下中国正面临“癌情汹涌”的严峻形势，全球每年新发肿瘤患者1/5来自中国，每年因肿瘤死亡的患者1/4在中国，但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却呈现出极不合理的“枣核”形局面：两头“尖”――轻预防，轻晚期临终关怀；中间臃肿――肿瘤专科医院人满为患，患者多为生存期有限的中晚期患者。专家呼吁，要有效遏制癌情蔓延，迫切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加强癌症预防，提高癌症患者尤其是晚期癌症患者生活质量

　　发病数死亡数双升　　有着“富癌”别称的大肠癌，近年来在我国以每年4％～5％的比例不断攀升。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大肠癌已位居各类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大城市中，大肠癌发病率已升至各类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二位。

　　“癌中之王”胰腺癌发病率也在一路走高。天津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20年间，胰腺癌增长速度非常快，其增速在女性癌症中位列首位，在男性中位居第五位，其发病率约等于死亡率。

　　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新诊断为胃癌患者约有100万人，中国占据50％。近30年来，我国胃癌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其发病率在男性中位居各类癌症第2位，女性中位居第4位。

　　从上述数据中，或能窥得我国癌症发病形式全貌：以胃癌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穷癌”依然高发，以大肠癌位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富癌”又逐渐显现。

　　“‘穷癌’‘富癌’叠加，使得我国面临的癌症威胁即将爆发。”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介绍，最近一次对我国恶性肿瘤20年发病趋势的分析显示，我国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从1989年的184.8/10万上升到2008年的286.7/10万。城市发病率从209.3/10万上升到307/10万；农村发病率从176.1/10万上升到269.6/10万。20年间，描绘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肿瘤发病率曲线图，上升趋势显而易见。

　　更为严峻的是，今后20年，我国癌症发病数和死亡数还将持续上升。根据世界癌症报告统计，2012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为306.5万，癌症死亡人数约为220.5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2020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将达到400万人，死亡人数将达到300万人；2030年，上述数字将分别达到500万人和350万人。

　　“不仅如此，我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死亡率又高于世界水平。”陈万青在接受采访时曾分析称，客观而言，我国人种和癌谱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欧美白种人最常见的是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其5年生存率超过80％以上，而我国常见病种是肺癌、肝癌等，其5年生存率不足30％。

　　“但从主观上而言，我国癌症发现多处于中晚期，例如，在临床接诊的胰腺癌患者中，尚可接受手术治疗的一期、二期患者仅占所有胰腺癌患者的20％，剩余80％的患者往往只能接受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保守治疗，这势必造成死亡率高，5年生存率低。而这一问题在大多数癌症中普遍存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副院长、胰腺肿瘤科科主任郝继辉说。

　　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

　　“虽然当前包括生物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抗体药物治疗在内的新兴治疗方式不断涌现，但要想治愈癌症还有很长的距离。”郝继辉说，以中晚期胰腺癌治疗为例，虽然美国FDA已批准靶向药物特罗凯可用于该疾病治疗，但研究显示，药物只能平均延长患者15天寿命。因此，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推行癌症早期筛查工作，防患于未然，对于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几乎每位专家都反复重申防控癌症的重要性。

　　浙江省肿瘤防治所所长张苏展教授说，西方国家针对大肠癌较早开展了早诊早治工作，效果显着。如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的趋势。研究显示，在导致美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多种因素中，适度运动、减少脂肪摄入等健康生活方式贡献了50％，早诊早治贡献了40％，美国超过60％的适龄人群参加过一次以上的肠镜筛查。

　　据了解，我国已在浙江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早诊早治试点工作，这也是目前全国所有肿瘤登记点中，仅有的两个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没有上升的地区。“可喜的是，目前上海、天津等地都实现了大肠癌早诊早治全民覆盖，可以预计数年后，这些地方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下降。”张苏展指出，目前我国公众对肠镜检查的依从性还不高，健康教育亟待加强。

　　“癌症防控体系建设和策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不能仅靠卫生计生系统单打独斗。”有专家指出，2002年世卫组织发表了《国家癌症控制规划：政策及管理方针》一书，呼吁各国都要建立国家癌症控制规划，建立一套严谨设计、可执行、可监督、可评价的体系，通过实行有关肿瘤的一级预防、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等循证策略，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最终降低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润龙提出，应整合行政、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力量，进一步加强我国癌症综合防控工作。

　　据专家介绍，鉴于因烟草导致的医疗支出要高于烟草销售的税收收入，澳大利亚已实施了严格的控烟举措；英国政府对人群肥胖进行了干预；美国的医保、商业保险已覆盖大肠癌早期筛查，这些国际经验为我国癌症综合防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健康生活方式知易行难

　　在对今年世界癌症日主题的解读中，国际抗癌联盟提出，提倡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社会和环境的致癌因素是实现《世界抗癌宣言》目标的关键。个人和社会需要认识到，至少1/3的癌症可以通过减少饮酒、健康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得到预防。如果减少吸烟，50％的癌症可以预防；紫外线防护是预防皮肤癌的关键；职业暴露和环境暴露，如石棉，也是重要的致癌因素。

　　健康生活方式这个词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健康，可能大多数人知之甚少，更有相当多的人知易行难。

　　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教授团队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首次就我国人群环境和行为危险因素对于癌症死亡的影响作出系统评价。这一发表在国际肿瘤学顶级杂志《肿瘤学年鉴》上的研究分析显示，我国人群中29.4％的癌症死亡归因于慢性感染，23％归因于吸烟，13％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约7％归因于饮酒、职业性致癌因素暴露、超重、肥胖及体力活动缺乏。

　　“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近60％的癌症患者通过倡导健康行为和营造健康生活环境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乔友林说。

　　部分公众基于“疾病离我还很遥远”的心态，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上不以为然、我行我素，而部分患者即使在病魔缠身时，生活方式也并没有回归健康。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强万敏说：“从医院就医患者来言，健康生活方式并未深入人心。”

　　“举个简单的例子，尽管护士反复指导患者饮食，但不少患者早餐还是喜欢吃炸糕、油条等油炸制品和腌制的咸菜。这类食物对于消化道肿瘤和化疗患者来说，应该杜绝。”强万敏说，近年来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越来越多，但对于改变患者生活方式，效果并不明显。

　　“只有直观的利害与示范作用，才能加深患者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并自觉依从，医务人员有义务和责任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选择患者乐于参与、且简洁直观的方式去加以引导。这样做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要付出很多，但效果却是显着的。”强万敏举例说，许多患者有切身体会，喘气谁不会，但应该怎样喘气才能达到气体的充分交换，增加肺的氧气含量，很多患者并不清楚。通过护士的示范指导，患者才知道，原来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学问，接下来再给他讲相关健康知识他就会很愿意接受。

　　实行有效的癌症防控策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需要政府在疫苗使用、烟草控制、职业防护和健康宣教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专家同时提出，当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如以慢性感染为例，研究显示，幽门螺杆菌（HP）是我国人群最常见的感染性致癌因子之一，国产HP疫苗虽然已于2008年顺利获得一类新药证书，但至今仍未投入产业化生产。针对我国的另一个常见感染性致癌因素人乳头瘤病毒（HPV），目前国际上已有预防性疫苗研制成功并于2006年批准上市。但由于在我国的3期临床研究尚未完成，HPV疫苗至今仍在国门之外。

　　有研究者对我国尚未引入HPV疫苗可能对未来造成的额外疾病负担进行了预估，认为如不施加其他有效干预措施，2006年～2012年，因HPV疫苗延迟接种可能造成我国未来有38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21万例宫颈癌死亡病例。

　　提高生存年限更要生命质量

　　如今，肿瘤的治疗方法很多，效果显着，患者的生存年限在延长，但是生命的质量如何呢？“我国癌症发病率逐年升高，癌症生存者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让癌症康复者顺利回归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癌症康复与姑息专业委员会常委刘巍指出，给予癌症生存者身心的全方位呵护也是癌症防控体系的重要方面。

　　“通过几十年的临床观察与实践，我有这样的体会，来自外界的保障与坚定战胜癌魔的信念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全社会、医务工作者及其照护者要给予肿瘤患者各方面的保障，充分尊重患者，才能坚定患者的信念，真正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强万敏说，外界保障包括经济基础、家属支持、社会角色等。肿瘤患者在治疗后可能会造成身体器官的缺失和形象缺陷，对患者的伤害远大于疾病本身。在身体基本康复后被社会拒绝接纳的情况时有发生，患者的人格尊严与归属感大大降低；在晚期患者照护上，躯体照护多于心灵照护的现实普遍存在，这容易让肿瘤患者感到生活失去意义，生命虽然延长，但生活质量却在下降。

　　刘巍提出，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都要加强对癌症患者、看护者心理痛苦的认识和关注，帮助患者减轻心理上的痛苦。

　　强万敏介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心理支持专业组在各个病房开展的“每月倾听20分钟”活动，让许多患者愿意把埋在心里的话语和心愿向护士倾诉。有的病房还特别设立了“患者接待室”，让住院患者能和探视亲友有一个私密的交流空间，保障了患者的隐私权。该院乳腺科针对患者身体缺如带来的负担，特别为患者的丈夫设置最佳照护奖，并开设家属课堂，让患者得到家庭温情的同时，感受到自身仍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出院后，护士还为患者定期举办联谊活动和服装秀等展示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患者的信心。

　　此外，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坦言，对晚期癌症的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目前还未得到足够重视。

　　“理解和应对癌症对人类情感、精神以及身体上的创伤，将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生存质量。”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主任王长利指出，癌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情感、身体和精神状态，癌症患者在确诊后的几年中，生活质量会急剧降低。对于晚期癌症治疗所带来的生理副作用，诸如生育能力受损、性功能障碍、脱发和体重增加等，会使患者感到羞耻并会受到歧视，有些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同时，癌症患者家属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身心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姑息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了加强重视姑息治疗的决议，将姑息治疗纳入政府卫生医疗政策和预算中，同时也纳入医疗专业人员的课程中，倡导政府关注癌症姑息治疗，开展整体化、以患者为中心及多学科综合实施癌症防控系统，改善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和看护者的生存质量。

　　加强姑息治疗、心理治疗与抗癌治疗的整合也渐成热潮。目前，我国社会心理肿瘤学尚在起步阶段，缔造中国的肿瘤姑息及心理诊疗指南，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肿瘤姑息及心理康复治疗模式势在必行。

　　据了解，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立临终关怀病房，对晚期患者实施身心全方位的照护，治疗护理符合患者意愿，注重患者感受，让患者有尊严地生存，有尊严地离开。家庭护理中心还特别针对居家患者提供护理服务，进行家庭访视、会诊等，让那些愿意在家走完生命全程的患者也能享受到与住院治疗一样的照护。

　　观点

　　践行健康生活不向癌症低头

　　有统计显示，6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对于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防控癌症并不以为然，我们是否就此向陋习妥协，向癌症低头？政府、医务工作者、普通公众面对癌症来袭时，又该做些什么？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癌症防控的宣传力度，政府的红头文件里、媒体的科普宣传中、小区的公告栏上，随处可见“癌症可防可控”的字眼，包括报纸、杂志、微信、微博、电视、广播等全媒体形式的健康教育可谓风生水起，但仔细阅读其中内容，却不难发现，更多的宣教侧重于通过罗列数据，佐证癌症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而对于如何改变生活方式，何为健康饮食等，缺乏具体指导。“平衡膳食、控油限盐”这些“通俗”的建议其实难以操作。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媒体、不同专家，甚至同一媒体在不同阶段，对于健康饮食及生活方式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让公众一头雾水。

　　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吸烟是导致癌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却一直在控烟问题上踌躇不前。一直被各方关注的《广告法》修订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却依然对烟草专卖店张贴广告留有余地，让社会各界唏嘘不已。

　　需要被肯定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投身科普，并将其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公众对于健康科普知识的需求相比，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杯水车薪。诚然，当前大医院的医生“医、教、研”三重任在肩忙得喘不过气，而科普教育没有硬性要求，也没有经济回报，仅凭兴趣和一腔热情实难坚持。

　　不可否认，医学工作者是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其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可推卸，但也要看到，当前给予这些临床医学专家的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远远不够。科普宣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循证医学数据支撑，也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到达临床专家们手里的应该是细化具体、可操作性强甚至可供个体化使用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

　　最后，还是要说到我们自己。很多心灵鸡汤说，“没有人有义务比你自己更爱自己”，而如何爱自己，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漠视健康，任性而为地活；有人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健康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推崇后者。

　　美国保险体制健全，肥胖人群购买医疗保险的花费明显高于正常体重的人群，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自己要为健康埋单。癌症早期可防可控，远期疗效乐观，而晚期患者医疗费用高昂，预后较差，所以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成为每个人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