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崛起的河间学派，是我国医学史上一十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影响深远的重要医学流派，这一学派之中以刘完素、张子和、朱丹溪为代表的众多著名医家不仅对火热捕证的病机与治疗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创立了火热学说”，对明清温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内伤杂病也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积累了丰官的辨治经验，如刘完素、张子和、朱丹溪三大家论治中风，完素主火、子和主风、丹溪主痰，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他们的理论主张和临证经验，使得中风的病机日臻完善，中风的治法渐趋完备，对后世医家深入研究中风学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临床指导价值。本文就此作一探析。

　　1、完素论治中风主火

　　有关中风的记载，始于《内经》，但于唐宋以前，主要“外风 立论，遣至金刘完素始，才突出以“内风”立论，力主“心火暴甚，水不制火，别开中风病机之生面。

　　刘完素的学术思想的核心点就是“主火论 .认为不仅六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火，而且五志过激也能化热生火。他论浩中风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予阐发的。他说： 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术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崩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 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掇而卒中者 (‘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完素认为中风既不是外风之中伤，亦非肝脏有实邪，而是由于将息失宜，情志过激所导致.其基本病机则是脏腑阴阳失调和体内气血津液运行异常而引起的一种综合性病理反应，即心火暴甚，肾水虚衰，水不崩火，阴虚阳实，完素还进一步认识到中风发病有一定的时效性，发病前必有先兆之征。他说：“中风者，俱有先兆之证。凡人如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至”(《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正由于中风病机的本质是心火暴甚，肾水虚衰，水不制火，火化内风，因此中风往往表现出“风性主动，善行数变的特点，发病前常有眩晕欲仆，发作间半身麻木，一过性偏身瘫软等先兆症状。

　　完素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风起病缓急不同，病情轻重不一，贝叮有中腑与中脏之分。他说 “其中腑者，面加五色，有表证，脉浮而悬风恶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后，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侧，皆日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脏者，唇吻不收，舌不转而失音，鼻不闻香臭，耳聋而眼瞀，大小便秘结，皆日中脏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 完素浩疗中风立足于中风乃心火暴甚，肾水虚衰，明虚阳实的病机特点，着眼于祛火与滋水两个方面。中腑者先以加减续命汤，中脏者以三化汤通其滞。若阳热郁结，强攻至阴气暴绝者，至宝丹、灵宝丹最为妙药。对于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完素则强调浩其本，擅用自剖的地黄饮子补益肾精，以使火归水中，疗效甚佳，目前仍被I临床医家广为应用。

　　2、子和论治中风主风

　　张子和认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无外两条，“外有八邪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 (《儒门事亲・风论》)。而在外邪与情志因素之中，风邪致病是第一位的。因为风邪善行而数变，为百病之始，万病之长，“故百病皆生于风”(《儒门事亲・风论》)。正由于风邪具有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所 风邪致病往往使人发生仓卒之变，突然出现失音闷乱，口眼歪斜，不知人事，牙关紧闭等中风症状。

　　由于张子和私淑完素之学，继承并发展了完素的火热论”思想，论病析理亦多言火与热。因此他认为中风的基本病机是“真气内弱，风邪袭之，”“风从火化 (《儒门事亲・风论》)，或阳热怫郁，或火伤阴液，或炼津成痰，使血气壅滞而成中风病变。对于中风的治疗，子和力主祛邪为首要，病邪如得祛除，“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儒门事亲・湿门》)，就能达到恢复人体气血流通的目的。“凡中风，失音闷乱，口眼歪斜，可用三圣散吐之，扶眼通圣、凉骊、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懦门事亲・风门》)。

　　因 风病之作，仓卒之变生，屡用汗、吐、下三法，随治随愈”(《懦门事亲・指风痹痿橱近世差玄说二》)。可见汗、吐、下三法仍是子和浩疗中风的三种主要方法。如他治疗鄄城一60余岁的中风病人，采用“一涌一泄一汗，其麻立已”(《懦门事亲・燥形》)。叉如他治疗中风病人项开完颜，四肢搐，两且直视，昏惯不视人，“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导水禹功丸，散、泄二十余行攻服通圣散辛凉之剂，不数日而瘥 (《懦门事亲・指风痹痿阙近世差玄说二》)，即是明证 虽然子和在治疗中风运用汗、吐、下三法时，采用了完素的通圣、凉骊、人参半夏丸、挂苓甘露散等方药，而且运用得当，效如桴鼓，怛对刘完素用至宝丹、灵宝丹治疗中风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至宝丹、灵宝丹其性大热，以热治热，实不可取。并且他还指出，中风病人切忌鸡、猪、鱼、兔、油腻、酒、醋、养面等动风之物，强调中风病人治疗期间勿用酒醪厚昧之物，以免助风生痰.这一戒训至争仍为医者和患者所遵循。

　　3、丹溪论治中风主痰

　　朱丹溪在医学上继承了刘完素，张子和的学术精华，对疾病的认识既强调邪实的一面，也注重正虚的一面。论病析因多从气、血、痰、郁着眼，所以丹溪在认识中风的发病原因和病变机理时，既十分推崇完素的将息失宜，水不制火的观点，也认同子和的风邪袭之，风从火化之说，不过丹溪从他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痰”则是中风一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键。他在论中风时指出：“案《内经》已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守真作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极是!由夸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邪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丹溪心法・中风》).丹溪十分注重地域和人的内在关系t他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包括了“痰因病生，病因痰甚”的辩证关系。中风的本质是血虚，其发生和转归是“痰”作祟，所以他说：“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丹溪心法・中风》)。“血虚有痰”是朱丹溪对中风病因的基本看法。

　　正因为朱丹溪认为中风是由于“血虚有痰 而致，所以他治疗中风的基本原则“浩痰为先，欢养血行血”(《丹溪心法・中风》)，即“急则治标，缓则浩本”。从他治疗的27个中风医案可以看出，其中2l例就采用了二陈汤和胃化痰。如无明显的标急现象，则往往二陈汤与四物汤同用，标本兼治，则化痰不致伤阴，养血不致滋腻。如“邓士付患中风，卒暴，涎流气闭，牙关紧急，眼目具被损伤。二陈汤加白芷、天南星、甜葶苈、姜汁、竹沥二台愈.”叉如“邱敏之，32岁，患中风，四肢如瘫，此人好色，从幼做买卖，有外事。

　　二陈与四物汤加人参、黄芪、白术、麦冬、姜汁、竹坜，百十帖而愈”(《名医粪案・中风》)。丹溪还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风一般病程较长，病久必然入络，形成密血，因此治疗中风及臼久即当活血”(《丹溪心法・中风》)，常常用四物汤吞活络丹，这一方法治疗中风后遣症确实疗效较好。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治疗中风后遗症创制补阳还五汤，正是从丹溪的治疗经验中体会而来。不过王清任旨在益气活血，化瘀通络，比朱丹溪养血活血，化瘀通络考虑得更为周到。同时，丹溪还告诫人们治疗中风不宜轻易使用汗下之法，“多汗则虚其卫，多下则损其营”(《丹溪心法・中风》) 这似与张子和治疗中风报相矛盾，其实不然，张子和擅用汗吐下三法是针对中风初起，风痰壅盛，而朱丹溪治疗中风慎用汗下之法是针对中风的中、后期，血虚或血癌，二者正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