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及家属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积极治疗，但最终结果多是人财两空。亲人离去后，很多人才发现，我们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终结时，他们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患上胰腺癌。他的主治医生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的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

　　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反而出奇地平静。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而且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也就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

　　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病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病人家属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其实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这时，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而作为医生，即便他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但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治疗方法。假如急诊室外站满了面露悲痛的家属，而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曾收治过一位病人，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利弊后，尽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这位专家并不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状况开始恶化，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她去世了。

　　这样的结局医生们见得太多，所以他们宁愿待在家里安静地离去。与过度医疗相比，临终关怀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很多年前，我表哥被查出患上肺癌，并已扩散至头部。我带着他去看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化疗3次～5次，那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表哥决定放弃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一边看体育赛事，一边吃我做的饭。那段时间，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直到有一天陷入昏迷，3天后，他安静地走了。

　　表哥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应该是让人有尊严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