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脊柱外科手术往往决定病人一生的命运。术后可能完全恢复，活动正常的患者术后却可能功能障碍或失去劳动能力。患者就医整个过程中及治疗后疗效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许多因素都不是纯技术问题,而经常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方面问题。美国生命论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曾提出：医师与病人之间常常是道德异乡人，他们并不持有相同的道德前提或基础，从而可以通过圆满的道德论证解决道德争端。这充分说明医患关系的调整又是一个多么困难的问题。

　　诚然，在许多情况下，患者的某个具体问题均能得到合理的治疗而无明显后遗症。几乎在骨科所有领域中患者都迫切希望医师能根除病痛而无并发症出现，不仅永久地解除症状，而且在以后可预防疾病的发生。然而，脊柱的解剖和生理特点决定了其并非是一种对一般治疗手段一定能作出理想反应的结构。例如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都希望下肢症状在手术后能完全解除。然而不管手术做的多么理想，总有部分患者会在术后遗留一些不适甚至疼痛。统计表明，在一般人群中，一生中曾患不同程度的腰腿痛可达80％，其中症状发生反复者约5％。经手术治疗且近期效果良好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发生腰腿痛的可能性与一般人群依然相同。因此若患者不了解慢性腰腿痛的自然流行情况，便很容易将其手术后本来与手术无关的腰腿痛发作误认为是手术失误的结果。在颈椎病的治疗中，也会见到相似的情况。在一般人群中，一生某一时期会有50％的人发生相当严重的颈臂痛，发生反复者约占25％，患者将术后症状的残存或反复不区别地一并归咎于手术后遗症的现象也不乏其例。当然，明显的手术失误所造成的并发症则是另一回事。

　　无论对于医师还是患者，“增生”都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字眼。在面对医师陈述病史时，诸如“腰椎增生”，“间盘突出”或“滑脱”，“退变”等都可脱口而出，但大多数却未必真正理解其病理意义。有的甚至认为腰椎手术可以根除其“增生”，有的甚至会在X线片或CT片上发现与其现存症状毫无关系的其他间盘或关节突的改变，从而要求对这样的间盘做“预防性切除”，即要求医师进行一次多间盘切除和多阶段融合术。资料表明，所有50岁以上者的脊柱标本均有腰椎间盘病变表现，在CT，MRI所显示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中，20％~25％的患者并无症状。许多研究成果早已表明，临床表现与X线片的常见退变表现并无必然联系。外科手术的依据只能是具体的病人，而决非影象学表现。至于手术结果的评价，腰椎间盘切除术后结果差异很大，结果的优劣主要决定于病人的选择，而不决定于手术方式的差异。就多种手术方案的选择来说，最好的方案是尽量减少对解剖结构的破坏而又能有效地解除现有症状。总之，术前帮助患者解除其对影象学表现的诸多误解，是脊柱外科医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脊柱外科领域内，伴心理障碍的腰腿痛患者占相当比例。此类患者的疼痛感觉、手术效果亦将之受到影响。例如，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伴有某心理障碍时，其心理状态足可影响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对此类患者施行椎间盘切除术，应首先对其心理状态的调整。不少这样的患者经心理治疗后，原来的腰腿痛也获减轻，有的甚至无须再行手术治疗。

　　患者对职业的态度亦会影响脊柱外科手术的效果。近年来，关于职业与腰腿痛流行的关系已进行了不少研究。可以想象，就同一职业说来，在热爱本职工作的人群中，其腰腿痛的发生率与厌恶本职工作的人群中一定会有差异。就来自此两组的不同患者说来，尽管同样的术式，术后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近年来，医疗费用的上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脊柱病患者多需进行昂贵的检查，加之其他高新技术的应用，使脊柱外科越来越具有“高消费”的特征。然而，医疗费用与治疗效果并非呈线性关系。我国目前尚属发展中国家，脊柱外科所面临的服务对象有其自身的特点。作为医生，在追求完美的治疗效果的同时还应该把控制医疗费用、减少病人支出作为不懈追求之一。

　　循证医学（EBM）思想的出现使包括脊柱外科在内的整个临床医学的研究和实践发生了巨大转变。其核心含义为“医师慎重、准确而明智的应用目前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对自己所面临的具体患者的处理作出决策”。按照这一思想，脊柱外科医师的行为模式亦将逐渐由以经验和推论为基础的经验医学向EBM过渡，这是临床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我国脊柱外科以从“大外科”和骨科中逐渐分离出来。不少基层医院开展。脊柱外科的发展不断社会人群提供健康保障，而社会的发展又不断向脊柱外科提出新的挑战。一个合格的脊柱外科医师，不仅是技术娴熟的能工巧匠，而且还应是能够洞悉患者心理世界和重视病人社会背景的新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