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氏内科学》开篇写道：医学不是纯科学，而是一种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职业，它深深植根于很多门类的科学中，并以其实践，为人类谋取利益。医学实践远不止限于把科学原理应用到特定的生物学异常上，而应始终以病人的幸福为其主要目的。医学科学越发展，医学上的无知也越多，医生的道德约束、为病人服务的基本职责不会发生改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大医院的医生正无奈地接待蜂拥的患者，很多时候已经无从体会病人的心境，忽略病人急切要表达的心声。于是，医生价值取向被偏离的情况也并不难见到。疾病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组织部分，不仅折磨人的肉体，同时还折磨人的精神。医生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对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更要改善患者由于疾病而变得沉重的心境，正如“道”和“器”的关系一样，缺一不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刘宝东

 “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其定义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关于“道”和“器”的关系，论述也颇多。有道先器后说，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已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有道器不离说，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 “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还有器先道后说，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还说“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来一贯之说也。”但是，不管怎么说，如何平衡好“道”和“器”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看好病”是患者的基本需求！但许多疾病并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特别是老年病和慢性病，治疗几乎很难有大的成效。即使医学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仍旧没有从恶性肿瘤的痛苦甚至是死亡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从40年来人类与癌症斗争的结果看，癌症生存期延长的原因中35%归因于早期诊断（包括高危人群的筛查），23%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他占22%，只有20%与治疗进步有关（包括手术方式改进、新的化疗分子靶向药物）。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铭文：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刘宝东在中国，肿瘤诊断时大部分已属于中晚期，所以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大多数肿瘤科医生临床工作的重点，帮助患者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痛苦而不能治愈所有的病痛。因此，在“唯物论”泛滥的今天，回归医疗的本质――生物、社会、心理的――人道主义是多么的重要啊！

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科技可以创造奇迹。十年前的不治之症，今天在一个住院医师那里就可能迎刃而解。医生应该为自己拥有了高科技技能而自豪和骄傲，但绝对要沉下心来静静地深思：医学到底是什么？难道高科技可以代替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医生和医学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医生相对于疾病，永远都会有失败。单纯的技术相对于满足病人的需求总会显得乏力。医生所从事的许多医疗活动也不可能彻底医治病人的疾病，而是代表着同情、理解、关怀、缓解疼痛与压力。高科技对医学的介入不应该使亲情失落，人性分隔。然而，当下医学的缰绳似乎正在技术所绑架，在一些所谓大医生手中，热衷于自我迷恋的技术进步，病人被当成“机器”，接受修理、再造或局部替代。然而，技术再进步也只是“器”，而人文的光芒――“道”才是医生的价值皈依，

做医生难，在中国做医生更难，在中国大医院里做大医生更可谓难上加难。然而，所有的困难似乎都不可以成为让医生放弃与患者的充分沟通、理解和关爱的理由。或许唯有人文医学的“道”与技术医学的“器”共生与融合，才会有医学的真正成熟，也才是真正的大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