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济世  医者大道

――访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张宗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张宗岐

      张宗岐  1945年4月生，河南省南召县人。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从事良恶性肿瘤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并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理事。先后担任国家科委“六五”、“七五”中医肿瘤攻关课题主要成员及“八五”中医肿瘤攻关课题组副组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院级科研课题副组长及组长等职务。1991年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奖。经过临床经验总结，先后出版《历代中医肿瘤案论选粹》(第一作者)、《恶性肿瘤康复指南》(第二作者)，并主编出版《临床肿瘤综合治疗大全》，在省级以上医学专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2007年末，一部名为《癌友的心声――癌友康复话良医》的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一名哈尔滨的癌症康复患者，书的整个上半部是对一位中医多年来在哈尔滨会诊救治病人的纪实。在后记中，作者对这位使众多癌症患者康复的中医的赞誉与感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这位中医，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张宗岐教授。

悠悠悬壶济世情

     作为名医，张宗岐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一腔悬壶济世的情怀。从1998年开始，张宗岐经常利用双休日远赴哈尔滨义诊，这一坚持就是11个年头。张宗岐是如何与冰城结缘的呢？事情要从1997年说起。

    1997年夏天，一位患者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广安门医院专程来找张宗岐医生，他是一个肝癌双肺转移的晚期病人，上海和北京多家大医院对他进行诊断治疗后，都一致认为他还有三个月的生存期。此时张宗岐的医名早已在京城鹊起，而他曾经治愈的一名肺癌晚期患者更是把对张宗岐医术的赞誉与感激带回了家乡哈尔滨。

  生性乐观的老孙――就是这位找上门来的肝癌晚期患者――听说张宗岐的治疗效果后，决定放手一搏。他特地来北京找到张宗岐。张宗岐说：“治病可以，但有众多有毒的药品，有一定的风险。”老孙却说：“有毒没有关系，再毒的药我也敢吃。”他还和妻子立下生死状，让张宗岐宽心治疗。患者的主动配合让张宗岐十分感动，他对症开方，为了容易掌握剂量，就配成蜜丸。张宗岐嘱咐老孙，开始每天服半丸，连用5天，如果无不适，改为每次半丸每日两次，再服5天，这样逐渐加量不超过两丸，三个月后复诊。结果不到一个月，老孙就跑过来找张宗岐，说药吃完了。张宗岐奇怪药怎么吃这样快，老孙不好意思地说，他第一天就服两丸，第二天服三丸，并无不良反应，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服完了。后来为了服药方便，他把家搬到北戴河，一边服药，一边练气功。就这样，仅仅8个月后，他到上海再次进行全面检查的时候，肝和双肺转移灶就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件事在哈尔滨市癌症患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张宗岐这个名字迅速在冰城癌症患者间传开了。

早在1994年，几位与病魔抗争的哈尔滨癌症患者就牵头组织成立了“黑龙江抗癌俱乐部”，联合癌友共同抗癌、共享资源。组织者其中就有经张宗岐教授治疗康复的癌友。1998年初，在几位组织者的热情邀请下，张宗岐飞往哈尔滨进行义诊，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因为是义诊，所以并无金钱名利的刺激，甚至还要自己承担一些经济付出，但张宗岐宁愿千里奔波只为看到癌友们那乐观的、勇于同病魔抗争的精神。同时，病人们也因为张宗岐的到来而省却了远离家乡去北京求医的麻烦作为名医，张宗岐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一腔悬壶济世的情怀。从1998年开始，张宗岐经常利用双休日远赴哈尔滨义诊，这一坚持就是11个年头。张宗岐是如何与冰城结缘的呢？事情要从1997年说起。

 1997年夏天，一位患者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广安门医院专程来找张宗岐医生，他是一个肝癌双肺转移的晚期病人，上海和北京多家大医院对他进行诊断治疗后，都一致认为他还有三个月的生存期。此时张宗岐的医名早已在京城鹊起，而他曾经治愈的一名肺癌晚期患者更是把对张宗岐医术的赞誉与感激带回了家乡哈尔滨。

  生性乐观的老孙――就是这位找上门来的肝癌晚期患者――听说张宗岐的治疗效果后，决定放手一搏。他特地来北京找到张宗岐。张宗岐说：“治病可以，但有众多有毒的药品，有一定的风险。”老孙却说：“有毒没有关系，再毒的药我也敢吃。”他还和妻子立下生死状，让张宗岐宽心治疗。患者的主动配合让张宗岐十分感动，他对症开方，为了容易掌握剂量，就配成蜜丸。张宗岐嘱咐老孙，开始每天服半丸，连用5天，如果无不适，改为每次半丸每日两次，再服5天，这样逐渐加量不超过两丸，三个月后复诊。结果不到一个月，老孙就跑过来找张宗岐，说药吃完了。张宗岐奇怪药怎么吃这样快，老孙不好意思地说，他第一天就服两丸，第二天服三丸，并无不良反应，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服完了。后来为了服药方便，他把家搬到北戴河，一边服药，一边练气功。就这样，仅仅8个月后，他到上海再次进行全面检查的时候，肝和双肺转移灶就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件事在哈尔滨市癌症患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张宗岐这个名字迅速在冰城癌症患者间传开了。

早在1994年，几位与病魔抗争的哈尔滨癌症患者就牵头组织成立了“黑龙江抗癌俱乐部”，联合癌友共同抗癌、共享资源。组织者其中就有经张宗岐教授治疗康复的癌友。1998年初，在几位组织者的热情邀请下，张宗岐飞往哈尔滨进行义诊，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因为是义诊，所以并无金钱名利的刺激，甚至还要自己承担一些经济付出，但张宗岐宁愿千里奔波只为看到癌友们那乐观的、勇于同病魔抗争的精神。同时，病人们也因为张宗岐的到来而省却了远离家乡去北京求医的麻。十年间，被张宗岐从死亡线上争夺回时间的癌症患者数以几千计，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人彻底治愈。过去很多人不相信中医，但前面的众多成功案例，让他们从相信张宗岐开始，逐步接受治疗，进而对博大精深的中医深信不疑。

博秉众长从医路

  张宗岐缔造了一个个杏林奇迹，少为人知的却是，刚走上这条中医之路时，他自己都不相信中医。这也不难理解，直到现在，中医大行其道之时，依旧有人觉得中医理论很玄，缺乏科学依据，更何况是在中医备受冷落的年代呢。那时候，张宗岐总认为中医是玄学，太古老，难以揣摩，他并不自信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单靠中医的望闻问切就能治病。但一件事情让他对中医彻底有了改观。那是1980年夏天，张宗岐三岁的儿子突然感冒发烧，医院跑了好几家，西医诊断治疗很多次，可非但没能退烧，到第六天晚上一点钟的时候，孩子体温竟高达近41度，满脸通红，昏昏沉沉，额头滚烫，病情十分危险。这下可急坏了张宗岐夫妻俩。张太太沉不住气了，既然西医治疗都没见效果，就索性让张宗岐用中医治疗。这时，张宗岐才想起自己是个中医大夫。他对儿子进行了望、闻、切三诊，张宗岐说：“感觉十分符合中医的白虎汤症描述的四大症状，即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于是，就试着开了张方子，配了一副药。迅速地抓药、熬药，半夜两点左右给孩子灌了半料药，结果两个小时不到，奇迹就出现了，孩子呼吸平稳，安静入睡了，一试体温36.5℃，完全退烧。“那四味中药，在白广路药店日夜窗口，花一毛一分钱把药取回来”事隔三十年，张宗岐对这件事依旧记忆犹新。这次奇迹让张宗岐找到了自信，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医。“最开始学中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张宗岐说，“既然中医是科学的，就要努力去攻读。从那时开始，除了医院的日常工作外，我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学习。”看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张宗岐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用了。于是他决定来一次“恶补”，充分利用起北京的图书馆资源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中医名著的阅读和学习。

 张宗岐是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和研究的，那时候国内尚连一部中医肿瘤专著都没有。而当时泛滥的“读书无用论”，也让人们对读书的态度十分消极。偌大的北京图书馆门可落雀，珍藏颇丰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无人问津。但张宗岐没有随流弃学，他充分利用起周末和假期。当时图书馆的闫馆长每周日都能看到这个年轻人坐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拂去中医经典上面厚厚的尘土，开始边阅读边做笔记，时间久了，闫馆长了解到张宗岐为了看书每周末都要从西城跑到东城，她深受感动，为了支持这位当时难得的爱书青年读书，闫馆长特批让张宗岐把一些珍贵图书带回家去阅读。张宗岐也深受鼓舞，至今犹时时念及闫馆长的恩情。要知道那些中医善本、珍本、手抄本、孤本图书是十分珍贵的，按规定本来是不准许带出图书馆的。而这个特批下来，他就可以每月借一书包古代珍籍回家阅读，下月过来还了再借。这就大大加快了读书的进程。“那个时候我一家三口，居在一个9平方米的西晒单间，无法放桌子，只能在床上读书、写笔记，每天读到深夜1点，365天从不间断。”忆及当年艰苦环境下的读书经历，张宗岐依旧心存感激，“经过读书和著书，大大提高了我的中医造诣。”就这样，用了八年的时间，张宗岐从黄帝内经开始读到了清代末期的医书典籍，这期间，他共读书四百余部，4000多万字，记各种卡片和笔记200多万字。在雄厚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张宗岐邀请肿瘤科的几位大夫共同编写了《历代中医肿瘤案论选粹》一书，不仅提高了自己对中医肿瘤的认识水平，还成为从事中医肿瘤研究与临床的同行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医治疗最重视整体调整和辨证论治，讲究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病异论，异病同治。”张宗岐教授说。这种心中无招无式，一切随具体病情演化而推理制定的治疗方式，让我想到了武侠小说中剑客那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得入境中，盖得道也”，张宗岐用他的悬壶济世的情怀，用他的博识笃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医者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