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生俱来就开始有意识地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医学不仅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最为广泛的人类智慧沉积。悠久的历史过程，广泛的智慧参与，意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医学必然会因随各自发生形成时期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上海龙华医院内科谭春雨
　　中华民族的主流医学先后经历了原始经验医学、巫祝医学、中医学，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医学阶段。毋庸讳言，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主流话语权已经交接到科学医学。但与此同时，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仍然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人类医学舞台之上，这其中最广泛、最重要者，非中医学莫属。
　　中医学历史源远流长，至今生生不息，且依然傲立医学之林，无疑说明其理论实践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实用性至今无法否认，比之当今科学医学，其多方面的优势独到之处仍然无法割舍。然而，对于今天仅仅接受了科学文化思维教育熏陶的人来说，在感恩中医学带来的生命健康，感慨中华先民这一冠绝千古的杰出文化创造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困窘与尴尬：这个和现代科学医学在理论上、实践上皆截然不同的医学文化体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今天、今后又该如何扬弃发展？
　　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基础。因为不能正确回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就很难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而不能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就奢谈高论如何扬弃，如何创新，无异于盲人摸象，胡乱弹琴而已。信史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发展变革历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这个简单而又颠扑不破的规律事实。
　　所以，中医学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皆离不开其发生学的系统深入研究，特别是当今中医学的思维逻辑方法及其哲理思想灵魂变成普世主流科学文化的异端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
　　任何文化知识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正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置身于其发生时代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极端重要。所以解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认知视野置于中医学的发生时代。
　　中医学到底发生于什么时期，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秦汉之际，中医学的临床理论实践体系已经完善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无法否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常识逻辑看，人类任何一项文化创造，都不会是一夜之间一挥而就的。特别在早期人类社会，文化创造更是有着尤为漫长、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医学的发生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时代。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医学是一门以人体生命学为核心的，汇通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宇宙哲学、人文社会学等多种文化知识的高度复杂学科。在远古知识信息流通非常迟缓的自发文化交流汇通时代，学术上要将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水乳交融般地整合在一起，绝非百千年就能够做到的。
　　所以中医学发生形成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之际。这就是说，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时间上必须从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数千年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入手。
　　不同的文化知识不仅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还有其特定的文化知识基础。要准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的内涵精髓，把握其直观的研究对象知识无疑是必需的，但作为构建这门文化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基础性知识也不能忽视。同样，要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全面了解构建形成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类别，进而确定整个研究的知识着力点及其结构逻辑关系线索也非常关键。
　　中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人体生命学的文化知识体系，所以医学身份无疑是其第一文化要素。中医学的生命学理论实践体系是在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指导下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中国古典宇宙哲学观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典宇宙哲学是中医学的第二个文化要素。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又是基于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形成的，所以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是中医学潜藏在深层次的第三个文化要素。
　　中医学的这种独特文化要素特点，决定了其任何学习研究都不能仅仅简单局限在人体生命学领域，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皆不可偏废。尤其是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对这些领域的知识学习把握更为重要。中国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所以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在知识视野上，除了需要高度关注中医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汲取大量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知识。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的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事物，也常常会因为认知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文化建构逻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化认知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只有置身于相应历史文化的特定视角环境中，才能真实体验感悟同一事物却有成“岭”成“峰”的巨大差别。
　　同样，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只有深切体会其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式，方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体系的建构形成过程。特别是生逢当今主流科学医学的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法大异于传统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时代之中，学会如何有效利用中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独特文化方法学来研究解读其一系列思想内涵的建构形成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关键。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自原始农耕文化。原始农耕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过程中的各种时空环境因素，由此激发了中华先民对自然界生命万物起源发生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内在时空机制的高度关注。原始农耕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天、地、自然界生命三位一体的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之中，强调自然界生命万物与天地乃至整个宇宙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性、适应性、和谐性。
　　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人体生命存续观、“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动态变化宇宙存续观等思想，正是基于这种天、地、自然界生命三位一体的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而建构的。与之相适应，秉持从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向复杂方向的，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理论诠释表征的思辨性宇宙演化学及生命发生学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科学医学根植于科学文化土壤之中，科学文化源自欧洲原始游牧文化。原始游牧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由此激发了欧洲先民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以及个体技术与实体工具创新的崇尚。原始游牧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欧洲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微观个体事物的空间结构实质研究上，强调主客分离。
　　包括科学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所秉持的静态解剖实证原则、微观组织结构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个体空间分解认知思维而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秉持从宏观到微观、由复杂到简单方向的，遵循从物质整体到组织分子，再到原子、质子、电子、中子、强子、夸克等的实验性自然科学文化观，以及生命科学构建逻辑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显然，相较于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思维逻辑方法学。中西文化思维逻辑方法学的截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包括人类等自然界生命万物在内的宇宙天地自然万象发生存续机制的认知解读出现了巨大差别。身处当今强势西方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了解中西两种文化思维逻辑方法的区别，并能够自由出入于两种文化思维逻辑方法之中，是非常必须的。盲目地以西解东、评东，或以东解西、评西，都将造成相应文化的人为灾难。
　　研究中医发生学，除了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时代、准确的研究对象，并掌握其独特的文化建构思维逻辑方法学之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样非常关键。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文化史学研究范畴。而研究历史，最常用的依据非纸上文献莫属，但单凭纸上文献，很多时候又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特别是远古史，这一问题矛盾更加严重。道理很简单：首先，由于各种因素，天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大小事情真正能被记载下来者少之又少，有些事情即便当时记录下来，但后世也可能因为各种变故而再次亡佚，类似的情况历史越悠久，程度必然越严重。其次，现存涉及先秦尤其是三代以前的文献，大多是春秋战国及其以后时期的翻译、辑佚、传述之作，其中难免不实、以讹传讹之词，如何去伪存真是一门高深艰涩的专学。
　　所以在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文化史学考证中，如何弥补纠正文献信息这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是古今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这其中，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倡导以地下出土文物来验证、弥补、纠正纸上文献信息：“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的史学考证价值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地下出土文物作为一种固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证，后世难以完全伪造复制，所以一旦某一历史事件得到当时出土文物的资证，其可信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过，这不等于说二重证据法就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史学悬疑的完美无缺的考证学方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上当初造作的物化证据本来就很少，这些证据要保存下来难度更大。而且，同文献史料的流传一样，固化的文物也随着时间的迁延，亡佚毁坏程度会越严重。所以在史学考证中，寻求地下文物的考据支持，虽然理论上非常理想，可现实的难度几可比肩大海捞针，如果仅仅苛求胶柱于这种考证方法，大概三千年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几无确切历史文化踪迹可言，中医学尤是如此。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朱熹认为，研究判定某一事物历史真伪的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其实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得到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的资证。而“义理之所当否”则是强调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合理、准确、全面地解释研究对象的本意，以及研究结论的结构秩序组织是否符合相应的文化理则规律。用现代术语来诠释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结果得出的全部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世界上没有绝对偶然的事物，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深层次的规律机制。就文化知识的发生形成而言，任何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形成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而且还有其内部诸多文化元素之间的严密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及其规律过程。借助于义理逻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门文化知识内部文化元素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发现其规律过程、再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还原其内涵本质，为辨别真伪打下最可靠的理论依据，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其体系中的各种问题缺陷，为其进一步地修正完善、扬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自由出入儒释道各门，纵横驰骋百家之学，洞明集成数千年国学之精蕴，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思想理论，成就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研究方法上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独到的义理逻辑研究法。所以在笔者看来，义理逻辑研究法在文化史学研究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医学是一门荟萃诸多不同文化类别知识元素，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建构过程相当漫长，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知识体。要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中医学内部不同文化元素的形成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特点，客观合理地阐释它们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过程，最大限度地揭示还原其内涵本质，直至中医学的修正完善及其扬弃创新发展，义理逻辑研究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应用价值。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流派的色彩纷呈，以及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宋明理学所青睐的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使用。
　　基于这种文化史学研究观点，本书在原始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历史时空过程、剖析中医学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立论新的观点、区分诸家学说是非、鉴别取舍历史文献等，皆守义理逻辑底线。凡义理逻辑通畅，又得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等佐证者，皆采信用之；凡义理逻辑不通者，即便有文献存说，亦作非是为伪处理。可以说，本书之所以从思想到理论到实践，形成诸多异端概念，皆是根源于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探究阐发中医发生学不仅仅是因为民族文化血脉感情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医学所面临严峻现实的迫切等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存照千古知识分子的心头宏愿。拼复真相，会意先贤，启迪后学，提高自己，既是本书竭尽努力的为学准则，也是深深根植于笔者心头的生命夙愿。司马迁说其撰述《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书何尝不是此意。千载夫子心，时空觅知音，是焉非焉，唯得历史后学评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由于文化环境及思维方法的不断变革，也因为文献等考证资料的欠缺，中医学传统思想理论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中医发生学因为涉及时代久远，跨越历史时期漫长，这些矛盾尤为突出。屋漏又逢连夜雨，近代以来，因为传统文化话语权的缺失，中医传统思想理论文化被主流学术界以及制度权威阶层或明或暗地贴上诸如不科学、伪科学、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等歧视性标签，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制度禁区。
　　有言曰，“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命运何尝不能决定性格！与我而言，职业中医是冥冥上苍的安排，而从事中医发生学这个红尘之外领域的研究则是自己人生阅历的必然。古人又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乃愚顽不灵之人，所以不合时宜地执拗于制度之外的文化荒漠。星月飞逝，时光流转，从最初开始尝试入门这个艰涩深博的学术领域，到今天完成这个仍然在许多方面有待提高完善的书稿已近旬年。在物欲横流，浮华飞扬的滚滚红尘之中，以牛棚老九之境，癫痴守望一片冷寂荒凉的茫茫历史文化星空，身心的颓废怠惰与郁闷焦楚难以言喻。回首岁月云烟，品茗朝暮酸涩，其情其景，可谓难以堪言。
　　王之涣有诗云：“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感曰：寒露彻骨蝉声噎，塘泥缠绵荷香残。夜静月明知谁冷，孤影空樽两相怜。浮云乘风弄霄汉，细雨迷蒙滋苍山。无才鹏程千万里，何妨燕雀笑林间。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我之才思能力自无法和先贤比论，但先贤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却时时激荡着我的精神血脉，鞭策我的怠惰与颓废，安慰我的郁闷与焦楚，让才疏学浅的我在难以言语的苦涩中坚持下来。
　　俗言，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曲折艰辛的漫长学术旅途中，如果没有众多师长友人的肝胆情谊相照，单凭笔者一己之能，要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学术性书稿是难以想象的。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感恩生逢网络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以资参考的同时，特向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教授表达诚挚的谢意，向长期给予笔者多方倾心帮助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领导，向所有曾经给我帮助、鼓励、关心的老师、同事、朋友们表达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