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愿
　　2011年，我搬了一次家，工作和生活渐入正轨，想要个孩子了。那一年起，我才开始了解到某个圈子里的流行语――“30岁前不想要，30岁后要不到。”那一年，我29岁。
　　我拿到了上海市卫计委2014年12月公布的一组数据，关于2012年上海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那一年，上海有418万已婚育龄妇女，按照不孕症发生率10％左右来推算，这座城市应该有40万左右的家庭可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而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推算，应该有4-8万对夫妻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那一年，这座城市进行了26346次取卵手术（取卵周期）和26029次移植手术（移植周期），以及3549例夫精人工授精手术和3684次捐精人工授精。就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看看。
　　医院看了几个，当然，主要原因在我：意志不坚定，没有耐心。第一家医院，医生看过我的病史、基础体温和激素六项，很认真地问我：“你很着急要孩子？”我认真点头。她笑了，“那好办，促排。”我落荒而逃。第二家医院，医生决定给我做个输卵管通液检查，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一个难受得弓起身子的脸色蜡黄的姑娘，那是通液检查。我又逃了。第三家医院，终于把所有的检查做完，结果显示，男女双方一切都“在正常范围”，然而，不孕症中约有10％是原因不明的。我的故事结束于2013年年中，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决定为我做一个宫腔镜，刮除子宫内膜上的小肌瘤，创造更好的着床环境。宫腔镜后的第二个月，我怀孕了。15天后，当我拿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报告去看我的医生时，她松了口气，“你可算如愿了。”
　　奔波
　　讲述上面的故事时，我隐去了很多东西。
　　2008年2月23日，北京，我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前排右）和为她接生的我国“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教授合影
　　比如，整整两年间，我必须小心地避开任何紧急或是重要的工作，因为不孕症的治疗需要根据生理时间决定诊疗日期，你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医院的日子何时会到来。在医院走廊上，我曾见到几个就诊者很热闹地讨论，如何平衡工作和就诊？讨论变成了诉苦会，除了辞职，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直到有个人说：“我领导在做试管，我们还经常交流经验……”后来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很多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都有辞去工作专职备孕的经历。
　　再比如，进行宫腔镜的全部费用只能自己负担，因为这是“计划生育相关”。在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费用不属于医保范畴，而是由生育保险覆盖，后者一般包括“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内，因为妊娠、生育或是终止妊娠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不怀孕，就无权享受生育保险。
　　还有，每次候诊，我早上7点不到赶到医院，却只能抢到我那个并不特别热门的医生的上午倒数5个号以内，这就意味着，我需要等一个上午，如果有检测项目，通常还要等到下午的检测报告出来，几乎需要跟着下班的人流回家。于是，在早上8点就诊开始前，我问了等在最热门医生诊室门口的一个姑娘的妈妈：这医生的号，我觊觎半年了，从来没挂到过，你们是怎样挂到的？对方打量了一下我，绽开一个亲切的笑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姑娘，我们4点半就来排队了。”
　　所有这些，促使我决定去写这篇文章，我希望这类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生殖健康教育的不足，而这些不足，正导致着大量中国女性在避孕、人工流产以及年龄与生殖力关系方面的认识缺失。当然，对不孕症，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也不是故意视而不见，我们要学会去正视它，了解它，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去应对。
　　就诊者
　　在采访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现代化与少子化的关系，也知道一部分社会学者的结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两者的关系来看，中国正在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于是，在这次采访之初，我本来希望可以拿到大量与中国的不孕症相关的数据，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都是缺失的。比如，我想知道中国不孕症的病因分析，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和病因相关的胚胎移植成功率，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没有；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与职业相关的，与城乡相关的，没有……
　　多数由医生介绍而接受采访的不孕症就诊者是大城市里的精英白领。一个金融行业的女白领告诉我，她曾经在不孕门诊前排队等待医生时遇见了她的前同事，那也是一个金融行业的精英女性。不过，这样的数据也许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就诊者对不孕症的接受程度更高，可以向外人提起自己的病。如果是一个农村的就诊者，“有人因为没有孩子，不敢回老家，一直在外面打工赚钱、治疗，再赚钱，再来医院……也有人是卖了农村的房子来做试管，听说失败之后嚎啕大哭，甚至当场晕厥过去。”一位生殖医生这样告诉我。
　　我去了某医院旁边的一个“备孕妈妈小屋”，一张床一天60块，极老的房子，一室，室里放3张床，阳台上再放个大的，大家都没有柜子，行李放在床下。小屋里有4位备孕姑娘。主人N来自宁波的某小县城，辞了工作来上海“做试管”；最年轻的姑娘小M卵巢早衰，在郑州被“判了死刑”，来到上海；另外两个姑娘来自安徽，胖胖的L是不明原因，而H是双侧输卵管堵塞，来上海做成功几率大。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的数据，上海市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就诊者中，非沪籍就诊者大约有58％，比例最高的医院中，非沪籍就诊者可以占到76％。
　　不孕症是病吗？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生殖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以采访者而非就诊者的身份去接触这些医院的专家们，我得以一点点梳理“不孕症”这3个字背后的含义――生殖健康教育、医疗资源的不足与分级诊疗的缺失，以及医保的缺位。
　　有专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据解释，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某些报道所引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令他们不再信任媒体；也有专家很认真地回复我，“目前关于辅助生殖的报道大多集中于代孕、供卵方面，主要是博人眼球，真正思考我国辅助生殖的宏观政策的文章没有”，他希望“通过媒体引起全社会对不孕症的关注，对我国辅助生殖管理政策的关注，让我国广大的不孕症患者看病不再那么难”。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医生我没能采访到。
　　矛盾
　　生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它又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而在中国，生育潮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我们无法放任前者，就像我们不能忽视后者。而除此外，这问题还涉及伦理和法规，以及在一个有性别选择嫌疑的文化下，在一个“只要有空子就去钻”的社会中，放与收之间的尺度把握。
　　印度古吉拉特邦安纳德，医生正在为一名代孕母亲检查身体。商业代孕在很多国家是非法的，这给印度提供了一个利用代孕促进医疗旅游业发展的机会。每年印度这一行业的产值约为23亿美元
　　我问我的受访者：你们有没有想过收养？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有。“中国人嘛，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只有两对夫妻例外。其中之一，甚至曾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一对都不到20岁的‘小孩’生了个男孩，准备把孩子抱给别人养”，然而，家庭会议后，两人没有收养那个孩子，“毕竟是男孩，怕对方将来反悔。”这对夫妻后来取卵数次，有了自己的孩子。另一对夫妻，甚至去了孤儿院，了解后发现，收养手续比想象中繁琐多了，最终，他们努力数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海外试管中介公司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其实大部分肯接受捐卵试管的妈妈是二婚，她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靠捐卵怀孕只是为了了结丈夫的一个心愿。她说：只要有可能，一个女人，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曾有失独者与这家医疗机构联系，咨询过费用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我看到一个靠代孕才拥有了自己孩子的妈妈在微博上贴了纪伯伦的话：“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我给她打了电话。这位妈妈的故事很简单，高龄，卵巢早衰，38岁那年，在中国最好的医院，一位全国知名的生殖科医生告诉她，“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有些女人就是没法拥有自己孩子的。”她不死心，去了日本，8个周期的促排，积攒下10个可用的受精卵，然后移植，失败，再移植，还是失败，移植到还剩下4个胚胎时，她怕了：胚胎的打分很好，是不是自己子宫有问题？她托人联系了美国的一个代孕机构，考察，各种文件签署，各种交涉，对象有律师、对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代母……胚胎被从日本邮寄到美国，其中的两个被选出来，植入代母的子宫――那是个已经生过3个孩子的墨西哥裔女人，婆婆跟她住在一个街区，她怀孕时，婆婆可以帮她照顾孩子。然后是等待，32周，孩子出生，一男一女，两个宝宝大约花了百万。这位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我问到，会不会觉得试管或是代孕侵犯上帝的尊严？她说，不会呀，孩子们不都是上帝带来的吗？
　　超负荷
　　上世纪90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生殖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不过，时间很快够证明，在这个比西方更看重血缘和传承的东方国家，建立这家名叫集爱的专业诊治遗传与不育的专科医院是多么富有前瞻性。
　　1978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出现，无异于人类应对不孕的核武器。在中国，虽然在1988年就有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但在集爱之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性技术而非实用技术存在于这个国家。1998年9月，集爱在中国上海正式接收就诊者，这是中国第一家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种成熟治疗手段使用的医院――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10％-20％的人需要求助于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这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据说，最初，集爱的候诊室有舒适的沙发与空旷的候诊大厅，与当时始终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相比，简直异数。不过，17年后，当我在一个细雨的周一早上8点半到达候诊大厅时，那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运时期的火车站。2011年，有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过一个医生，并配以细致的说明――“他一天要看40个病人”。而就在我去集爱的那几天，我知道，“有的医生一天几乎看了92个病人”，以至于，赵伟鹏――那位集爱的创院院长说，“这不行的，这个是超负荷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
　　候诊
　　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是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在北京，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1500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而谈到2012年新成立的上海曙光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100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200例，第三年500例。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900例，第二年1600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一千多例。”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是上海人最多也是人气最旺的辅助生殖医院，在备孕群中，这里以擅长应对高龄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复移植失败而著称。早上6点26分，有人挂到了生殖门诊的第180号――2013年，那家拥有6位主任医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门诊数就已经突破了800，整个科室也从原来的半层楼扩展到了几近3层楼。我问一个正在排队的中年男人，每天开始挂号的时间？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早上4点半吧。”
　　不用问路，随着人流，绕过从血检窗口排到走廊还转了个弯的血检队伍――这队伍，不消说，大部分是生殖门诊的病人――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间，电梯缓缓上行，有人在互相问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个被称作小李的人高马大的保安赶紧低头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姐早，今天是来取卵，还是移植？”
　　从7楼的电梯一出来，同样是排着长队的人，队伍从走廊中间的护士台那里排出来，贴着楼道的一端，在电梯那儿拐了个拖泥带水的弯，拉出几个尾巴。护士台里贴着用来维持秩序的招贴画，画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质问：“未来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在为我插队吗？”另一侧的初诊登记处，有详细的建档注意事项、二胎生育证明样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门诊的就诊者还是以一胎为主，但二胎的夫妇人数正在增加。
　　两侧的尽头和中间的诊厅分布着主要诊室，大多挂着“男士免入”的牌子。楼道临窗的走廊密排着座椅，算候诊厅，对着窗的一侧排着几个小门，门上分别挂着“男厕所”、“女厕所”、“男科诊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与上厕所类似，男人们不怎么需要排队，而且很快就从诊室里出来了，而女人们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诊室的门口等。不过，一旦进了诊室，往往也能比较快就出来。
　　候诊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电子屏上显示着滚动的通知，楼道里响着“***号***请到N诊室候诊”的广播，被叫到号码的人，去到诊室的门口继续排队。医生看诊时，诊室们通常开着，门的一侧有屏风，屏风后面是检查床。因为就诊者太多，这类诊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紧凑，一个就诊者尚未离开，下一个已经在门内等着了。
　　人工辅助生殖
　　做试管的流程说来很简单。以不同的药物方案去促排，意思是，让卵子长得更多或是更好；用一根跟注射针差不多大小的针管把卵子从女性体内吸出来；然后是让精卵在培养皿里受精。对不够健康的精子，目前还有帮助精子进入卵子中的二代试管技术。3天后，医生会与接受试管治疗的夫妇面谈，告知受精卵发育情况，确定下一步方案，寻找合适时机把受精卵植入女方的子宫。影响试管成功率的因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卵子质量，而这质量又主要关乎年龄。统计数据显示，鲜胚胎移植周期活产率会随年龄急剧下降――35岁以下是39.6％，35-37岁降至30.5％，38-40岁为20.9％，41-42岁为11.5％，到了43-44岁，这个几率大约只有5.4％。
　　侯诊厅里，我听到有人在安慰身边的“姐妹”，“你这么年轻怕什么，我有次去看医生，前面是个年轻姑娘，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跟她讲：你怕什么，88年又不是68年。等我的病历递上去，那医生赶紧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68年也不怕，又不是58年……”
　　那是个下午，说话的是S，她是这里的“老就诊者”了。S坐在一个离电子屏不近却可以清晰看到通知的位置，不慌不忙拆着手里的一件青灰色高领毛衣。因为年龄，以及标示卵巢功能的各项指标太差，她是被很多生育诊所拒诊的病人――为了防止拉低诊所的妊娠成功率，并防止医患纠纷，辅助生殖诊所的医生们往往会婉拒他们认为“成功率不大”的患者。不过，她乐观，热心，会提醒“新人”，“激素六项那种的检查，去妇科开单子，可以走医保，做试管花钱的地方太多，能省点算点。”S爽朗，爱笑，笑起来眼角是密布的鱼尾纹。
　　Y是那天我遇到的另一个高龄就诊者，安徽农村人，面色姜黄，一双手骨节突出，粗糙，花白的头发却扎得整齐，不蓬不乱，衣服也分外干净。Y是生过孩子的人，然而，“孩子没了。”那天，Y不停地向熟识的姐妹絮叨自己的纠结，“这次是取呢还是不取呢？”B超的结果显示，她只有一个优势卵泡，一次取卵手术要6000块钱。6000块只取一个卵子，Y觉得真贵。为了就诊，她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试管妈妈小屋里，一个床位60块，“特别干净。”3天后，该是Y来取卵的日子了。早上7点半，取卵的队伍里，我看到了Y，她在第一批。“这么大年纪，长个卵子不容易，”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已经存了3个胚胎，加上新取的，有4个，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年龄，都支撑不起下一次促排、取卵了。
　　就在3天前，S一边整理着一下午拆的两个比拳头略大的青灰色毛线球，一边跟旁边的人说：“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