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窍

　　我有位亲属也是学医的，得了一种极罕见的病，国内几乎没有报道。我所工作的医大附属医院，那么多位知名老专家都没见过，都认为需要手术，但仍不能解决，有的人甚至建议放弃治疗。不治疗，则时刻危及生命。情急之下，我电话联系全国范围内有可能治疗的医生，最后北京的张金哲院士表示可以帮助解决：手术由他的学生刘教授来做。刘教授当时也从未治疗过这种病，但是，在两周时间内，他发动科室多位医生跑图书馆、上互联网查阅，还特意用软木塞为手术制作了特殊器械。

　　那天张院士主持术前讨论，我也在场，他强调的几点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首先要考虑怎样安全下台，要对最严重的情况有估计，有准备;其次要正确认识原发病的性质和病理，只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保护好临近组织器官……

　　手术很成功，最后完全康复。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什么是永不退缩千方百计，什么是舍我其谁谨慎务实。大夫和大夫差别可真大呀!自那以后，我好像开了窍，明白了一个应该是什么样子，也是从那时起我有了目标：一定要做个!

　　二、腹腔出血

　　我常对身边的大夫说：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能怕丢丑，不能有侥幸心理，更不能怕麻烦，否则出事儿是迟早的。说说容易，当面对突发情况时，不是每个大夫都做得到的，就看你拉不拉得下面子，到时候病人会说：“你这么个大大夫，怎么就让病人吃了第二刀呢?”这时候你得放下面子，与性命相比，面子是小事。

　　几年前，我们为一个病人做腰椎后路手术。因为都学欧美，病人是趴着做手术的。当我用手术钳子往外掏坏死组织的时候，突然有一注极细的血像小喷泉一样“刷”地喷了一下，然后就没有再喷。就是这一下，我的心拎起来了。因为经验告诉我，很可能，腹腔内有大出血。这类手术最怕出血，一出血来势凶险。如果这时大夫往好的方面想，心存侥幸，就会失去抢救时机，等手术做完了，病人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当时，我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手术，关闭切口。一般手术缝切口要缝三层，那天我只缝了一层。一边我吩咐医生护士进入抢救状态：通知备血2000毫升!请普外科医生立即到位!准备腹部手术包，把病人翻过来，腹部消毒，手术布盖好。

　　那边，医生和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沟通，告知他们，手术中出现了情况，必须加开一个腹部手术。而且一定得做，是为了救命!这样的情况出现，一般家属都难以接受。但是如果说是为了救命，家属还是能理解的。哪怕家属不同意，说不通也得上，这是一条命啊!一会儿功夫说没就没了。到那时说什么都晚了。家属肯定会说，我们不懂，难道你们做医生的也不懂吗?那时候医生就没有了退路，所以救命才是硬道理!

　　包括关闭腰部切口，这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给我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很快，医嘱完，手术室就成了抢救室，医生护士都各就各位，有条不紊。我缝好切口后就守着病人，眼睛盯着仪器上各种变化的数据，集中全部精力判断是否有出血?

　　后来?后来病人的血压果然很快下降，脉搏变快，腹部隆起。如果前面的准备工作不做，那么到这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走了。手术并不复杂，找到出血血管，止血。难的是判断准确和掌控时间。像这样的教训只要有过一次，这辈子就忘不了了。

　　三、手术台上,时间一分一分地流失

　　都说手术要分秒必争，可是有一次，我却在手术台前整整停顿了20分钟，你能想象吗?那是一位老船长，性格爽直硬朗。(事情也出在)也正是因为他的硬朗，手术后感觉好，就一点不做忌，结果由于运动量过大，几个月之后复查，发现钢板上螺丝钉有松动。于是我们决定为他做一个取出螺钉、重新固定手术。

　　这原本是一个简单的手术。结果进去后发现螺钉松动部位冒脓液，这说明时间比较长了，已有感染，这在颈椎手术很少出现。但是现在不能再打螺钉，那么原先植入的钢板怎么固定?

　　这突发状况，是制订手术方案时没考虑进去的。我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许多问题：现在必须取出感染部位螺钉和固定钢板，这下病人得反反复复多少次手术才能愈合?病人得吃苦不说，还有费用问题，怎么向老船长交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哪种最合适?能两全其美吗?所有的问题都扑面而来，我坐在手术床边，像凝固了一般，声音被挡在耳朵之外，脑子转得跟轱辘似的。

　　手术台上切口敞开着，病人全麻状态，时间一分一分地流失。同台的大夫都看着我，等我指令。就几分钟的时间，身上的衣服几乎汗湿，必须急速地想理清思路，拿出最完美的方案，使病人少受痛苦，少花钱，还要保证手术效果……就那么一动不动整整坐了20分钟后，我终于站起来说：手术继续。

　　把植入的钢板取出，清洗伤口，放置引流管，缝合。然后用哈罗氏支架从胸部到头部固定脖子，再把病人翻过来，接着从颈部后路手术，进行椎板融合。手术顺利，病人安然下了手术台，一周后出院。半个月后引流管拔掉，前路伤口愈合。病人带着支架，走路生活，3个月后复查，支架拆除，康复。

　　老船长哪里知道，这么简单的手术竟然碰到了大难题，如果当时按普通的手术方案，病人得多开好几刀。最后思路一变动，病人少吃多少苦啊!

　　四、手术细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个女病人，做的是颈椎椎间盘置换术。手术一切顺利。病人回到病房，一般我们要求术后3至5小时病人下床活动。下班前，护士巡查时发现病人手脚没有感觉，也就是说瘫掉了。消息很快反馈到我这里，我一听就让医生护士赶快把病人送回手术室!通常情况下，病人的瘫痪是由于手术部位血肿压迫神经和脊髓造成的，这时越快打开切口，摘除血肿，挽回的余地就越大。如果拖到明天，病人就真的瘫了。

　　病人被飞快地推回手术室。这第二次手术我们是在局麻下做的，我希望病人在清醒状态下，感觉如何我马上就可得知。重新打开切口，取出置换上去的椎间盘，病人马上就说：“手脚有感觉了!”当时我心想，果然是置换上去的椎间盘有问题。

　　换上新的椎间盘，结束手术回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几乎筋疲力尽，不吃饭，不说话，躺在躺椅上，回想手术过程。一个个手术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想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爱人在一边看着我，每次看到我呆呆地在那儿，她就很安静，也不多问，我非常感谢她能理解我和我的职业。她是个敬业的中学教师，所有的家务，孩子的教育都是她一手承担。她老是说我回了家就像个蔫了的气球，回家只是为了充气，充足了气就往医院飞。

　　言归正传，就在我思前想后时，手机又响了，是值班大夫焦虑的声音。“刚刚手术的病人又瘫了!”天哪!那时的我真像踩在火堆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还能开第三刀吗?国内有哪一位大夫可以请求救援?我脑子飞快地搜索着。最重要的是我很茫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会儿面对家属和病人我如何交代?

　　等我赶到病人床边，已是半个小时后了，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腰都有挺不起来的感觉，我走到病人床边……“有感觉了!”病人突然叫起来，我还以为听错了，事情发生得这样蹊跷，回到办公室，我几乎是瘫坐下去的。

　　后来确诊，这个病人是因为突发癔症而手脚麻木，换句话说，方才的第二刀也是多吃的。但当时哪个医生敢不开第二刀呢?出这样的状况，真是让人天旋地转。不过，大夫的应急能力也就是这样锤炼出来的。

　　你大老远的从杭州赶到南京来，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尽说这档子事。但是如果不说这些事，光拣好听的说，说得跟神仙似的，那不真实。做医生的难度也在这里，医生面对的不是商品，做坏了，可以报废，或者重新来过。这是生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我能做好这个病人的手术，不等于一定能做好另一个病人的手术。再说生命哪里容得下误差、疏忽、报废这样的字眼?

　　五、病人家属扬言要杀大夫

　　那天我正在手术，突然接到收费处来电，说是下一台手术病人的老公在缴费时，叫嚷着：“手术做不好就杀了大夫，自己也不活了。”这如何得了!病人还没有接，手术只能停掉。

　　这年头，做医生风险大，前几年深圳一家医院的大夫带着头盔上班还记得吗?最近哈尔滨附院那个实习医生又被杀，我这边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事之前。

　　回到病房，她老公看到我还问：“为什么手术不做了?”我说，“你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谁还敢做啊?”“我们就是相信你才来的，你必须给做!”

　　这个女病人在新街口做韩国贴画小生意，才40出头点，头痛，肩背疼痛不能睡觉，手脚麻木无力活动不灵要瘫痪，几个月连小生意也做不成。老公多年打零工，干什么什么不成，心里怨气很大。这次老婆手术，把给女儿的嫁妆钱都拿了出来，医保也没有，这事就成了个导火线，这就冲着我们来了。

　　这个病人五年前因为颈椎病在别的医院做过第5到7颈椎减压融合术。这次不但原来手术的部位又复发，颈3、4和颈4、5间盘又不行了，超巨大突出压迫神经和脊髓。二次手术还不能像前次手术那样把椎间盘都融合了，否则病人的颈椎就不能活动了。所以这次要把上面的椎间盘做成活动的，也就是说最好做椎间盘置换术。

　　手术要分成两步，先做后路，再做前路，这样的翻修手术在脊柱外科中属于高难度的，一般大夫不愿接，技术要求太高，风险也大。这个病人也是到处打听后又上网查了资料才来找我的，我虽然心里有底，可也不能讲满口话打保票。

　　手术停了以后，病人的父亲兄妹一大帮都赶过来求情，家里人都骂她丈夫混账、流氓，最后这个病人还下跪要求手术，她丈夫还写了悔过书和保证书。。。。。。

　　我对同事说，这个手术还得做。大夫们想不通了，说如果出点事，哪个承受得了那个彪悍丈夫的刀子?我说：第一这是个能治的病，他这点钱，估计北京上海没人给他治。第二病人都下跪了，他们全家人都来求我们，我们再不做于心不忍。第三，病人丈夫的恼火，主要是对社会，是社会的悲哀!我就不信他能对救他命的大夫动手。。。。。。

　　后来怎样?手术很顺。但事后，同事们说起这事还是心是有余悸的，因为手术时发生什么意外还真说不好。接着后来就发生了哈医大附院实习生被杀的事件，这事对我们的心理影响挺大的。大夫哪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防着手术不成功是正常的，还要防着家属捅刀子就不正常了。

　　六、你敢怠慢这病人吗

　　医患本应是站在同一边的，要共同对付的是疾病。现在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病人防着大夫黑他，大夫防着病人找茬。这里面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也说不好。但是在我们科里医患关系一直还算和谐，除了上述那件事外，连吵吵闹闹的事都很少。我们大夫护士都感到欣慰。

　　去年三月有个从云南赶来的70多岁的老人，做了颈椎手术，一般我们要求病人在无特殊情况下，术后4天出院。但是病人担心路远，回去了再有事，来一趟不容易，他想在病房多观察几天再回家，看到我们床位确实紧张，就主动出院了，在旅馆里住了好几天

　　。这让我很感动，这么通情达理的老人，一点不给我们添麻烦。老人离开南京前，正好我有点时间，就破天荒地专门陪着老人去中山陵和南京长江大桥玩了。老人感动得什么似的，回去后亲笔写了好几页纸的表扬信。

　　表扬信我这里多去了。有的病人更有意思，治好了病，在病房里给我说相声，唱自编的歌都有。还有给我念诗的，还记得这么几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科学，神一样的大夫!”病人朗诵时的表情那么投入，要是不晓得底细的人，还以为是托儿呢?

　　有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老太，体重190斤， 82岁那年老太瘫痪坐轮椅了。儿子孙女到处为她求医，因为病情太重、年高体胖，没有一个医生肯为她做手术。过去两个多月了，病人儿孙后来带着片子找到了我。因为没有看到病人，我说，可以到你家看看去，看看老奶奶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

　　那天到了她在长江大桥下面的家，一看一屋的人，三个儿子都在。老太挺精神的，还大着嗓门喊让座，倒茶!一看老太就是那种一家之主的范儿，要是不手术，老太只能等着了，太可惜了。手术有困难能不能克服呢?老太肚子大得象一口锅，不能趴着做手术，那就侧着做。后来手术很成功，老太能正常生活，走路和一般的家务都没问题了。老太后来对我说，“陈大夫，我怎么感谢你呀?让我上你家做保姆去，还点情!”

　　病人表达的这一切，迫使我做得更好。如果有病人说：“有病交给您治，是好是坏都值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任?你敢怠慢这病人吗?只有全心全意的为他考虑，为他做得更好，这也是我的动力所在。

　　我在离开杭州前，一个十三岁的脊柱侧弯女孩找到了我，要求做手术。本想不做了，因为走的日期已经定下，留给我观察的时间都很少。女孩的父亲和母亲都求我了，我再看看女孩，如果不是脊柱侧弯，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为她做手术。那天的手术，连我自己都感到满意。

　　但是我和我的助手那天特别仔细认真，无创显露不出血，美容缝合不留痕，从早到晚花了很长时间。整个刀口长达30多公分长，缝合时我们选了最细的缝合针。那天我和助手说，这个女孩要长大，还要做新娘，做母亲，我们给她做个内缝合，虽然累点，但是可以让疤痕减到最小，要保证她未来的老公看不出来。这叫什么?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