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现代医学扩充了这一概念，“医方”已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扩展为与求医者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目前最流行的“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针对患方来说，其实是个伪命题。看病难主要是在所谓的三级医院看病难，广大的二级一级医院一点也不难，对患方来说，患者扎堆看病，形似局部交通严重堵塞，并不是全部交通堵塞，对医方来说医疗服务严重不均衡；对看病贵来说，对广大农民来说是贵，对公费的、富裕群体、有各种医疗保险群体不算贵，和国外比较，相对国民平均收入来说简直太便宜，反映的是社会医疗服务分配对患方不公平，引发目前医疗模式不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真命题。但是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医疗不和谐的主要符号。近年来，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颇为紧张，所谓的医疗纠纷事故频发，患方敲诈、辱骂、殴打医务人员，围攻医院，有甚者故意将医务人员致残、致死……一幕幕暴力恶性事件在全国频频“上演”；医疗事故的高频发生，医患的天价纠纷，铺天盖地，无不吸引着公民的眼球，引导着悲情的夸张，媒体频繁的卖力的选择性夸大报道，百姓愤青式的选择性助威，医院忙不迭的哀怨的道歉与赔偿，百姓舆论风一般的飘忽不定，反映了社会公信力极度缺失，尤其医患信任几近消失，导致本该和谐的医患矛盾几近转化为敌对关系。如何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服务行业秩序，已不仅仅是医务界的责任，而是全民的责任、全社会的责任。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范桂玲

而影响医患关系的三大主体是政府体制、医学界、患者家属。影响因素是多面的，主要存在三大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医学因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众多缺失：福利性的医疗服务缺失，医患监督和评价的缺失，法盲的任性，法律法规执行的不作为，医患双方违法犯罪成本太低，社会公信力的下降，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迷茫等等，无不催动着多元化的矛盾：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医患群体间的矛盾；国家医疗的公共福利与商品化医疗服务、百姓美好向往的矛盾；政府投入和医学发展间的矛盾；医院好似承担政府职能和国家福利分发与患者心中期望的矛盾；患者经济能力与医学疗效的矛盾，医疗服务与商品交换是否等同，对医疗福利的渴望、仇富、仇医等思想充斥着社会。与国外对比：发达的经济和医疗福利，广泛的社会医疗保险，理性的患者期望值，均衡的医护服务，全面的社会评价和监督，高昂的犯罪成本等导致医患相对和谐，极少出现医疗相关暴力现象。医患关系的恶化只是这个社会大背景的一个缩影而已，甚至是各种矛盾趁机在医患间爆发。事实上，恶化的不只是医患关系，警民关系、师生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衍生出的如仇富、仇官、仇医、仇警等类似的畸形心理，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诚信正在逐渐消失怠尽。本文对于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因素分析如下：

首先对具体影响医患关系的主体来说，第一因素是目前的医疗体制。

1医疗界的人事制度管理死板，医院是具有事业行政编制的体制，医护人员身份档案是限定的，也从而主动的影响着医护人员的积极性，犹如以前的“大锅饭铁饭碗”，其次严重影响着医院的发展，医院没有人事权，编制权，需要的医学人才进不来，导致医护人员严重缺乏，尤其各专业间不平衡，人才梯队不平衡；再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多数三级甲等医院集中分布大城市，高级人才、医疗资源集中分布，难以流动和多点执业，基层医疗和高级医院医疗差距大，也导引着病员高度局部集中，缺乏就诊的合理分流分诊，患者本就对就诊不了解，就医只凭自己的欲望，无序就诊，大病小病都去大医院，而大医院医疗资源有限，而二级一级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这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

2事业编制医疗单位的财政支持力度低下。我国卫生财政支持由解放初期的全民福利医疗，到中期的注重发展经济、半甩掉医疗包袱，到现在的较高的医疗财政支持，也不过全国卫生总费用占用国家GDP(2014年卫计委统计公布)5.56%，包含着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而个人卫生支出几乎不增加。远低于全球平均9.7%水平，更不用说低于美国的16-18%。公立医院垄断了90%的医疗服务，在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更罕见的是所谓的公立医院，政府没有尽到办医投入的任务，医院不是完全政府公益释放单位，同时也不是完全利益（如私立医院）赚取单位，加之医院的无序扩张，驱使医院牟利求生存，衍生和催化了医疗服务的商业特性。最不应该是的商业，做起了商业服务。这也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3舆论宣传以及管理自由行：媒体巨大的舆论导向和网络自由的舆论评论，无不引发着所谓的新闻效应。新闻业参差不齐的片面、主观、臆断性新闻报道，也不无推波助澜的催动着无论正面反面的新闻翻滚，尤其是反面新闻，导致网民的舆论飘忽不定，从来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发生、发展、结局，也甚至左右着纠纷鉴定的判断，最后的纠纷处理的结局反过来引导着舆论，恶性循环。而私立医院的更明显的逐利性和医疗水平的偏低性，医疗事故多发地，成为新闻媒体的宠儿，以偏概全的谴责医护人员，导致作为主体的医患双方更加的仇恨和不信任，相互猜疑、相互传播，相互影响，万一不达到心中盲目的期望值就发生莽撞、甚至暴力言行，加之患方应该增加的维权意识和法律知识缺失的盲目，上演着一幕幕的医疗暴力形象，而且暴力伤医绝大多数在公立医院。而国外对此报道多是连续、客观，实事求是，无好恶或者主观偏袒同情的报道。这是导致不和谐的主要推手。

4医疗纠纷的执法管理不作为：作为刑法、地方法规、卫计委公安部等部文件，多次强调打击医闹、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最后于2015-8-29全国人大才通过医闹入刑，作为史上对待医闹最严重处罚措施，但医闹概括性定义含糊。政府职能部门负担着执法职能，把医疗纠纷医闹多划分为经济纠纷，治安方严重缺失对医院的治安管理和措施。医闹犯法成本极低，甚至无本还可盈利，也严重助长了纠纷的发生和发展。比如美国，医院有州市警察定期巡逻和监督，出现医患纠纷，政府警务人员立即出面阻止和及时建议法律程序，一旦存在医闹倾向，影响医疗秩序，立马执行拘留和问询甚至推上法庭。一旦坐实医闹行为，作为污点记录档案，犯罪成本高昂，国外医闹很少，纠纷少见。惩戒医闹执法方不作为，这是重要推手。

5社会对医疗纠纷评价体系监督缺失，在中国解决医疗纠纷虽然是有很多方法，如卫生行政部门或当地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以及法律诉讼等手段，但中国患者家属一般都不按常规出牌，他们经常采取暴力手段闹事，而医院和政府往往不分是非对错，一概赔钱了事，这就是导致“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根源。其次存在着医疗纠纷评价和监督的严重缺失。第一作为医疗事故调解委员主办方卫生刑行政部门和医学会一面为当事主管方又作为裁判方，缺乏公正性和认为的客观性，导致患方不信任和认同；第二缺乏非相关利益者的第三方作为评价裁定监督；第三作为患方以为医闹成本太低，甚至可能有顺便捞取物质的歪念。衍生出现的职业医闹即是例证；第四医疗纠纷结果判定标准不统一，模糊不定，赔偿标准不定，判定时间长等；第五对纠纷双方监督无明显主体和违规成本较低，甚至缺失；第六医患双方对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纠纷维权意识淡漠等等，也是助长医疗纠纷的发生发展。纠纷赔偿过后，医闹医者双方偃旗息鼓，没有任何评判和问责，这是产生医患不和谐的温床。

6医药器械商业运行，药品器械作为商品，在医院作为终端方实现，即作为商品流通，给国家纳税，流通，造福患方，又作为应该作为公益服务的载体，被赋予了理想的界定，模糊了商品流通逐利的概念。其次流通过程有其体制痕迹，医院不能直接从药厂进药，出场定价，多次批发定价，增值税，进口税，医院零售加成，以及各个环节的回扣，均大大提高了价格，而其定价权不在医院，在政府物价部门，经济的负担最终全部落在患者群体上。而医院作为终端方，患者的直接面对方，自然承载了患方对待高价格的怨气，有点代为受过，医务人员终会成为主要替罪羊。药物从出厂到医生开出，有很多拿回扣的环节，医生只是最后一环，但黑锅却是全背在了医生头上，也不排除医务人员应该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说，这是医患不和谐的导火索。

对具体影响医患关系的主体来说，第二因素是医学界。

1首先是医护人员因素：现代医疗模式由生物疗模式医学转化为社会医疗模式，应以人文关怀为主。目前存在医者群体对此转换认识不足，层次不齐，导致医患沟通不细。各级医院医者医学知识、医学素养，人员基本素养，道德素养没有统一标准，这和相比对每个居民要求具有一样的道德标准一样困难，以及医者繁忙、达不到纯粹服务业的微笑标准等等。均会导致患者的愤怒。再者目前的医疗纠纷，几乎全是首先患者群体不满意，首先愤怒，医者没有一丝愤怒，在医疗纠纷中医者始终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患者是主攻，医者是防守。在二十多年以前，如果医生碰到了危重病人，尽管可能只有1%治愈的希望，但医生真的会付出100%的努力，而现在呢，医生更多想的是，我如果这样作了，可能会有10%的机会进法院成为被告，还是推掉算了，或者劝其转大医院甚至国外。这真是悲哀！但也不缺乏个别医护人员的服务差劣，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导致一个误区，认同医患关系犹如老虎和绵羊。

其次医疗卫生人员资源供给与卫生需求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医师与护士人员、患者比例严重失调。这是目前医疗体制下的产物，不是医院自己所能改变的，涉及医疗分配、社会因素诱导、体制统筹、医学不同专业发展不平衡等导致。根据WHO的资料显示，早在1998年绝大多数国家的千人口护士比已达到3以上，部分国家甚至达到30，而我国不到1。我国平均护士床位比为0.4∶1，而世界许多国家基本保持在1：1以上，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而我目前医护床位比一般多为1：3：10，均远低于国外的1：2：4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居民每千人床位占比了。美国私利医院多且发达，公立医院兼有社会福利医疗功能，他们医生坐门诊的时候，一个上午约有十几个病人，而中国呢？大医院的医生一个上午看100多个病人是家常便饭，结果是医生嫌累，而病人怪医生服务质量不高，态度差，排了一上午队，看了2分钟，满肚怨气。专家、全科医师、各专业人才、患者群体配比严重失衡，也是导致各大医院看病难的因素，而在小医院不存在看病难问题。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其自然发病率，医疗服务难以及时跟进，比如非典突然爆发、目前二胎政策放开，大批胎儿出生，导致本就严重短缺的非典类、儿科类医务人员更加缺乏，医学贡献短时难以调配，自然会导致该类患者群体一时的看病难，患者难以心里平衡。

再者对于医患沟通，患者群体对医学知识，医学风险的认知严重不足，医者因为病人就诊量大，医疗文书要和法律文件一样推敲书写，加之值班、夜班、加班、手术、讨论病例等等，工作时间难以拿出大量时间充分给予患者，而患者也以为我是上帝，我是出钱看病就是贵宾，你必须专人服务我的理念等等，也严重导致了医患心里对立。医学生刚进大学时候，老师就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病人面前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不要说错话，提防病人抓住把柄云云。至今也没有媒体转载医生状告病人的纠纷。正如口头禅所说“一流的人才出国深造，二流的人才药厂卖药，三流的人才留在医院傻熬”,这正是医生对现状不满的应激反应,自然也就服务质量打折。而病人在诊疗过程中，一旦发生自身利益可能受损，也会极度敏感和激动，拼命擦亮眼睛用放大镜来寻找医生的过失。患者的心情不爽，必然会导致日后的横眉冷对和分歧。这是医患不和谐的医方主要因素。

2医院管理分布因素，目前医疗管理体制是既往计划经济式管理，存在医院分级、行政级别、主观分类，一切按照计划。导致各级医疗机构业务参差不等，分级分类模糊，没有合理分诊，基层医院、社区医院难以作为，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诱导患者自然认为社区医院水平差，低级医院糊弄患者，所以更容易一窝蜂涌进所谓的大医院。这样看病难在某些局部就明显表达出来了，人满为患，效率低，排队时间长，影响工作和就诊，加之疾病时间不等人，内心焦虑和着急自然显现，引发患者群体的怨恨和怒气。纠纷一有机会就会爆发。所以说看病难伪命题。另外医疗卫生机构的官僚作风、医疗卫生系统的过度集中和多部门管理、经济运行方式，也助长了这种风气。这是医患不和谐的院方关键因素。

3医疗人员经济分配不公，目前医护人员待遇低下、医患关系复杂，医疗风险极高，无不存在着对职业环境工作的不满意、无积极性、更加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更加重了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比如医疗专家号，诊金6-10元，不够一次理发20元，洗车20元，能买2棵白菜，且不管它附加多少的责任、付出多少医学精力、暗含多少的医疗风险和代价，一个专家学习读书几十年的勤奋，一个护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个医学成熟人才的培养成本和周期。最近卫计委颁布的5+3+3+3,显示一个医学生走入临床开始医学奋斗，就需要14年的周期，比国外（美国）高2年周期，但是医护人员收入相对国外相差几十倍。我国民人均年收入3-4万，我国医生年收入2-10万人民币，年收入10万是极其高端的专家，人数极少，而护理人员收入更低。美国医生人均年收入10-80万美金，比美国总统年收入还高，护士5-10万美金，2015年美国居民平均年收入5.4万美金。又如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医院专家挂号费10年没有变化，一台6-10个人大手术，人工费用不过3000元，严重透示着脑体倒挂。这和国外，比如美国挂号费300-500美金，普通号100-200美金，有着天壤之别，更不用说其他的医疗人工服务价格。这是医患不和谐的医方重要因素。

4其次医院医疗运行保障，多数医院维持庞大的医疗机构运行的经济支撑，政府财政支持60%人员工资，其他要自筹，医疗人工服务价格低廉，单纯专家号手术费全部算起来也远不够人员工资，要维持庞大支出，势必多方创收，药物器械首当其冲，医疗活动转向商业化，药物器械纯收入也不过零售价格的10%。虽然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很高，药物器械占了全部费用的80%。目前僵化的医疗经济运行制度，势必导致了医疗卫生部门过度提供卫生服务，患者再次处于弱势，由此引发大量的医患矛盾，综合其他社会矛盾，相互影响，相互激发。更是看病贵，医患纠纷的高发点。这是医患不和谐的看病贵的主要因素

5医患双方的医学知识不对称。医学是个不完善的学科，它永远跟在疾病的身后，注定了它的滞后，注定了它的局限和由之而来的风险。医学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病的同时又造成新的损伤、副作用乃至于死亡，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道理。医学研究的是复杂的存在许多未知信息的人,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经常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医者在医疗行为中是强势群体，在医疗行为的实施的繁忙的时间中，面对一无所知的患者群体，进行医学知识普及没有尽力。患者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对医学本身专业性、特殊性、局限性、风险性和不可预料性等一概不知。也是医患纠纷的不可忽视因素。

6药物器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药物器械被灌妆为救命的工具，在生命救助医疗行为面前，赋予了道德的帽子和含义，赋予了期望中的无价格意义。就如生命是无价的，爱情不需要物质。可是，医疗行为需要物质支持，生命需要水分，爱情也需要面包。物质、水分、面包也是要有价格和成本核算的，也是要缴税和流通增值费的。片面要求医疗商品低价，也是不现实的。药品器械价格和美好期望产生了矛盾。也会助长医疗纠纷的扭曲心里欲望。这是医患不和谐的主要诱发因素。

对具体影响因素的主体来说，第三因素是患者群体。

1患者对医疗知识认知的缺失以及对医疗效果的要求千差万别。无论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后、结果、继发症、并发症、后遗症，无不存在无法预料性，就如一张桌子，腿越多越难以平衡。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失、医学常规的缺失，对疾病发展的并发症、诱发因素的缺失，对药物不良反应的缺失，对疾病预后的不确定性认识等等。从这点来说，作为绝对的弱势群体患者群体，自然更是云里雾里，加之对疾病结果的过高期望，对医疗行为的期望值（希望医务人员无物质欲望的无报酬的天使），认为医疗费用和医疗效果是等价交换理念，一旦不如心中意愿，更是心情反差极大，加之社会积怨、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个人素养和认识、个人负担医疗费用       汇集一起，促成医疗纠纷的爆发，自然主要泄恨与其直面的医者，甚至泄愤他人。山东齐鲁医院肿瘤中心，一个病人单身生活无着落，随想起10多年前其父住院的冤屈，随即砍杀其父住院死亡后来参加工作的医生泄愤，即是明显例子。现实中，病人对医生的尊重似乎只在手术前，一旦手术不如意，患者及家属（除了多数老实人）经常就会翻脸不认人，医生也就成了敲诈和打、骂的对象，特别是在医闹猖獗的今天。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怕影响医院声誉和管理者政绩，不管谁对谁错，往往都是尽快赔钱了事。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是鼓励这样作的，因为对于领导来说，重要的是任期内“和谐”，谁对谁错无关紧要，维稳是最大因素；法律界更是常规认定患者是弱势群体，推波助澜，一起和患者家属，拿着放大镜寻找医疗文书中细小瑕疵，从而从法律上寻求证据，从而打赢官司，赚取律师费。患者家属更是从各种道听途说中，相信“大闹大赔偿，小闹小赔偿，不闹不赔偿”，更是加大了医闹的规模，从而催生了专业医闹行业的发展。殊不知医院赔偿后，赔偿款大部分从所在科室医护人员工资扣除，科室只能全科人员平均扣。这也是多干活风险越大，自然救治患者尤其危重病人的积极性下降了，这也是危重病人就医遭到推诿、扯皮、尽量不要接收危重患者的主要原因。有些医院甚至不成文规定夜间人少不要接收危重病人，一个危重病人工作量相当于至少10个轻微病人，而产生纠纷概率增加几十倍。如果那位医生接受了危重病人，或者日后出现纠纷导致大家一起受过、扣发奖金，那位医生就成为科室的罪人。“不和谐”的根源有没有消除，这是发生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医护积极性没有了，危重病人推走了，报考医学生的少了，医学毕业生转行了，医学人员本身培养周期至少长达15年以上，工作30年的专家因为一次小事故被开除或者转行了，由此下去最终受累的是患者利益。这是医患不和谐的主攻者，是医患不和谐的主要内因。

2医疗保障不平衡。患者就医的经济保障，目前以个人自费医疗、新农合、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公费医疗为主要形式。而商业保险医疗基本是空白，主要集中于大病特种病危重病等死亡致残类少数医疗行为，在我国目前医疗主体中存在着商业医疗保险不作为。由于我国居民医疗不是公益福利医疗，居民医疗自费比例高，相对个人收入负担重。而在一些国外，比如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分类繁多，主要是商业保险。无论政府的低保人群保险、弱势群体保险、学生保险、特殊保险、非营利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医疗储蓄保险账户、老年人医疗照护计划、各种民间组织的医疗计划等等，几乎全覆盖国民的医疗行为，处处保障着居民的医疗保健，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收入不同的群体，个人医保缴费不同，但享受着基本相同的医疗服务。甚至富人多交费，为穷人负担部分医保费用。通过医保看病几乎个人不收费，而不缴医疗保险费，看病完全自费，促使个人都主动积极缴纳医保费用。个人医保负担比例高，医保分布不均衡，导致经济压力大，也是患者就医心里纠结的重要原因。这是医患不和谐的助攻者，也是医患不和谐的主要外因。

3患者个人经济能力低下。由于医学治疗不是无偿的，不是完全公费治疗，需要经济支撑作为保障，治疗方案不同，花费不同，尤其肿瘤化疗方案费用差别巨大，效果也差别较大，从这点来说，经济和医疗效果有着相对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居民平均年收入3-4万，中等疾病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半年到一年的全部收入。患者为了治疗效果的1%的希望，甚至只是为了延长短暂的生命，用药尽量减少不良反应，以及无法预料的副作用，不理性的希望医者尽量用好药、所谓的贵药，希望快速除根；医者更是顾及为了减少效果不好带来的可能纠纷、医院医疗经济发展的期待、个人收入的下降等，更是用副作用小、名贵的、所谓的国外进口的药物，反而更是加重了病人经济负担。多种因素导致高昂医疗费用。尤其是慢性病治疗，反复治疗难于完全康复，反复花费，患者家属不惜卖房屋贷款，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尤其农村患者，收入更是低下，一次住院好几年收入。如果达不到患者家属不理性的医疗期望值，又花费了巨大经济，自然感到上当受骗、吃亏。既然医疗效果不好，希望医院退款，如此只能通过医闹。也是形成医疗纠纷或者医闹的主要原因。比如美国医疗费用的狂涨，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寻找各种方法来降低政府的投入，现在全国各种医疗费用的支出已经从２０年前的１７２６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９０００亿美元。虽然其中政府的医疗计划承担的部份还不到１／３，但美国政府投入还占国内GDP15%左右。这也是美国医疗的突出特点。从来也缓解了患者就医压力，极大的减少了医疗纠纷。这是医患不和谐的内因之一。

4 医闹无成本。目前无论谁对谁错，只要医疗效果达不到个人期望值，都希望医闹捞回失去的医疗花费，甚至可能捞回更多金钱，因为生命是无价的，所以医疗纠纷赔偿没有具体标准。即使一点纠纷在各种因素引导下也要赔偿几万，一些死亡后纠纷赔偿甚至成为千价，如果是医疗事故那更是赔偿巨大，动辄几百万，甚至拖垮一家医院。而目前交通死亡事故赔偿多不过100万，还要根据死亡年龄、负担子女赡养老人年龄等因素计算等，最终不过几十万而已。由此大利益的驱使，自然医闹更积极。万一不成，没有什么成本，最多不过是浪费了一点时间，耽误一点工作，即使是诬陷，也不会有什么污点记录，不影响日后生活工作，加之维权意识的盲目增加、法律意识知识的缺乏，所以不闹白不闹。对医方的名誉损失，没有那方去关注，而国外诬陷医护人员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比如美国，每人出生后即可有自己的一个社会安全号码，终生不变，以后几乎所有的良恶记录会伴随你一生，交通违章、欠漏税款、不良行为、犯罪记录等等都会与此挂钩，反映着每个人的信用等级和诚信品德，个人出国、贷款、成立公司等均会受其信任等级影响。加之美国法律法规健全、执法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诬陷入刑等等，一般不会轻易医闹，所以几乎没有医闹，即使医疗纠纷，也会自觉通过法律渠道理性维权。这是促成医闹的基本原因，也是医患不和谐的外因之一。

5对医闹的道德评价无力。由于原先医疗福利消失，国家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减轻包袱，大力发展经济为中心，医疗保健不同程度的弱化，政府医疗保障下降，个人医疗负担升高，促成的非法医闹肆虐横行，污染社会正气。由于对医闹没有法律惩戒，只有道德评判，缺失了对医闹的外部制约，甚至医闹获得赔偿自认为是有能力、会致富，作为一种表率，四处传播，带坏了社会风气，积消了社会诚信。正如现在的路上碰到的交通伤者，路人不敢施救，法律工作者也告诫人们，如果要施救也要先录像、找证人，自保措施做好了，再试救。殊不知危重患者伤情发展有时间因素的，晚几秒可能就无法挽回的治疗机会了。道德评价管不了医闹。这也是医患不和谐的外因之一。

总之医患不和谐原因多多，医学应当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因为医学本身就承担着关爱生命，关爱人类，救人于危难之时的崇高任务。在这任务的两端是因健康需求和疾病诊治发生联系的患者和医务人员。本文主要目的，希望各方找到自身缺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改善医患关系和纠正不良风气，提高社会诚信，共创和谐医疗，实现中国医学梦而奋斗。

                                                                           2016-2-5  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