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 Steven Moylan 博士等在柳叶刀发表了一篇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新进展的综述，简要介绍了 PACE试验治疗的相关研究，总结分析了近几年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成果对新治疗方式产生的促进作用。下面是主要内容。

　　自从神经学家 George Miller Beard 在 19 世纪时创造了「神经衰弱」这个词，就涌现出一大批词汇，用来描述与慢性疲劳综合征相似的疾病。而命名的多样化反映出这种疾病概念的多元，例如，慢性Epstein-Barr 病毒、流行性脑脊髓炎、系统性劳累不耐受疾病、病毒感染后疲劳综合征、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性免疫功能障碍综合征。

　　命名的多样化也反映出针对这一系列症状治疗的多样性，包括药理方面(如氟西汀、安普利近、加兰他敏)，精神方面(如认知治疗、自适调步疗法)，以及生活方式干预(如锻炼)2011年，Michael Sharpe 等进行了一项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表在 Lancet Psychiatry 期刊上。他们研究比较了641位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在接受非药物治疗(SMC)、自适调步疗法(APT)、分级运动疗法(GET)或认知行为治疗(CBT)后，疲劳水平和精神功能的改善程度。

　　试验最初的结果表明，在 12 个月的治疗中，在标准医疗护理(SMC)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分级运动治疗，但除外自适调步疗法，所得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仅采取 SMC。然而之后的追踪调查却出现惊人的逆转。Sharpe 等追踪了原先参与者中的 481 人的疲劳水平和精神功能，无论其是否进行后续的治疗。

　　原来接受 CBT 和 GET 治疗的患者，状态的改善会一直持续，与是否接受后续治疗并无关系。而仅接受 APT 或者 SMC 的患者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因此，从长远看来，无论最初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结局都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初仅接受 APT 或者 SMC 的患者较其他患者更易接受其他后续治疗。

　　对于研究者的假设，认为单独接受 APT 或者 SMC 能促进患者从其他治疗中获益(因为他们较其他患者更易接受其他后续治 疗)，但由于患者身体改善与是否接受后续治疗并无相关性，所以假说也就没有得到证实，Steven 博士这样解读实验结果：结构化的 CBT 与 GET 综合治疗，比SMC 或者 SMC 结合 APT 更快地促进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自限性症状的改善，这对治疗方法较少、实质死亡率很低的疾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刨根究底，为什么这些治疗可以改善症状呢?

　　目前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并且与神经精神疾病存在明显的交叉，比如抑郁。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理论可以分为促成因素和神经生物学症状两个方面。假设的促成因素可能包括：感染、环境暴露、肠道正常寄生菌移位、过敏以及生理与社会心理压力。这些因素理论上可以参与大量神经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包括神经内分泌、神经传递、神经塑造、氧化和亚硝化应激调节、线粒体功能和神经免疫等。

　　随着在神经免疫方面展开的研究的增多，研究者发现，慢性疲劳综合征与前炎症细胞因子的浓度增高、氧化应激和活化的 Toll 样受体有关。在患者基因中发现，单核苷酸受体多态性可以影响补体级联、细胞因子和 Toll 样受体信号转导。

　　在 2014 年对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的一项神经影像学研究中，研究者运用正电子成像术，捕捉到随着神经精神症状加重的神经炎症证据。这些神经免疫研究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理解PACE 试验治疗以及一些新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例如，运动治疗可能是通过抗炎症和抗氧化作用促进神经功能恢复，而 CBT 也曾被指出具有抗炎效果。

　　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病理生理机制更深入的了解，可以促进新的诊断与治疗方法的产生。较早的一个案例就是利妥昔单抗(美罗华)被发现可以用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治疗，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许多神经精神疾病，像这样的新治疗的发现是十分稀少的。新近证据表明，针对机制的治疗措施，如抗氧化和抗炎症物质，在不同的神经精神疾病都有明显的效果，充分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