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全球残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产后时期可能会给女性带来额外的风险;与非怀孕女性相比，产后重性抑郁障碍发生率轻度增加，产后抑郁症大约影响15％的女性。

　　有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后抑郁症知之甚少，尽管一项纳入怀孕和产后时期47项研究的综述表明，19.8％的女性存在常见的心理健康障碍(包括抑郁症)。这些发现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全球范围内，许多儿童会接触到抑郁症产妇，产后抑郁症通常被认为是广泛影响儿童情绪，行为，认知，身体和神经发育的一个很强的危险因素。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后抑郁症和儿童结局之间的长期相关性的经验性信息十分缺乏。在这些国家的儿童可能会因产后抑郁症的负面影响导致更大的风险，甚至是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了。产后抑郁症和婴儿营养不良，低出生体重，和心理社会风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可能会由于饥荒或自然灾难所致子宫内环境不良等因素所影响。

　　在柳叶刀精神病杂志中，Nienke Verkuijl及其同事报告了一项在南非进行的纵向研究，旨在明确母亲产后抑郁症症状与儿童10岁时心理发育情况之间的相关性。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母亲目前抑郁状态之后，母亲在产后6个月有抑郁症状的儿童在10岁时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是母亲没有抑郁症儿童的2倍。

　　这种纵向的相关性在评分最严重的1/10的儿童中尤为显著。而如果一旦考虑到目前母亲抑郁症状况时，这种纵向的相关性消失。

　　据我所知，这项研究是仅有的几个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的对有抑郁症状母亲的儿童进行长期行为随访研究之一。然而，该项由Verkuijl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也并非没有其局限性。即使是在情况最好时，保持纵向研究的受试者参与十多年，特别是易感的患者，这是一个挑战。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减员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其科研基础设施可能不太发达。

　　此外，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减员――如没有固定的住所。减员是该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当开始招募时，一共有3273对母子，但只有644对母子能获得10年随访的数据，保持率大概只有原始样本的20％。作者也承认这种局限性，并指出这部分是由于城乡之间短暂性的迁移所致。

　　此外，还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评估产妇的抑郁症，在产后早期(出生后6个月)采用Pitt量表，在10年的随访中使用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尽管约20％的女性在6个月和10年时的评分高于截点值。在这两个评估时间点之间，没有对产后抑郁症和儿童心理问题进行记录，这对于观察产后抑郁症和儿童心理结果之间是不幸的。

　　我们我们只能对出生后6个月，以及10年随访后者两个时间点的产后抑郁症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但没有贯穿整个儿童时期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风险隔代转移的基本机制。因此，能否得出产后期给儿童心理功能带来特定风险的结论是很难的，因为没有更多的关于抑郁症随时间慢性化和严重程度的了解，这些因素在高收入国家人群中研究中已被证实会影响儿童的预后。

　　尽管存在这些方法学的缺陷，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调查结果必须得到公众的关注和应有的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产后抑郁症是儿童预后不良的一个强有力的危险因素，而在中低收入国家中这种相关性是很显著的。由于生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应激因素， Verkuijl及其同事们可能对该问题进行了保守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