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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等待肝移植的终末期肝病患者常常因为肝衰竭的并发症或伴发疾病尤其是感染，而需要收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处理。这类患者死亡率高而且需要重症监护处理的疾病的出现会影响肝移植的等待资格。专业化的支持包括血流动力学支持、机械通气、肾脏支持。在本综述中，将讨论对ICU内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处理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包括肝性脑病、感染性疾病、心血管支持、机械通气、肾脏支持、联合移植和剔除决定。本综述讨论了可获取的关于这些患者的相关知识，阐述了目前的实践操作，对一些证据不充分的方面也进行了讨论。
等待肝移植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生理功能储备有限。当这些患者因肝功能衰竭的直接并发症或因为伴随疾病而病情恶化时，常需收入ICU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与过去比较这类患者死亡率虽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较高，在50％左右。近来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收入ICU最常见原因是呼吸衰竭、昏迷和休克（伴或不伴有多器官衰竭），这些患者中的60％以肝硬化的直接并发症如消化道出血为诱因，40％则与“无关”的急性病如感染有关。衰竭器官数目愈多，预后愈差，血管加压素、机械通气、肾替代的应用是高死亡率的标志。这类患者处理复杂、具有挑战性。一篇综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介绍这类患者的危重处理措施。本综述主要讨论对需要ICU处理的ESLD患者至关重要的6个方面，重点是相关知识进展、处理建议和不确定的方面。具体包括脑功能与肝性脑病，感染的筛查和治疗，心血官方系统的评估和支持，呼吸衰竭和新的通气策略，肾衰竭和肝肾联合移植以及剔除指征。
脑功能和肝性脑病
肝性脑病可发生于急性和慢性肝病，临床表现可逆，特点是一系列的神经精神异常，从轻度意识到昏迷。肝性脑病是急性肝衰竭的典型表现，脑水肿和颅内高压是最严重的致命性的并发症，而且肝性脑病是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最明显的临床表现。肝硬化患者一旦出现HE，提示预后不良，1年存活率<42％。< span="">
HE的诊断
HE为一临床诊断，特点是肝病患者脑功能障碍（表1）。体格检查重点在于意识状态，尤其是认知能力的细微变化、体能状态、睡眠循环以及运动功能。扑翼样震颤、肝臭、肌张力增高、深反射亢进以及姿势有助于HE的诊断，但非必需。神经系统影像学技术主要用于除外其他脑功能障碍，但是HE往往不伴有大体结构异常。
进展期肝病患者往往伴有血氨升高，但血氨升高与HE分度无关，这提示在肝性脑病的发病过程中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因此血氨的测定对确定诊断及判断HE进展程度帮助不大，但当诊断有疑问时也可能有所帮助。
对于机械通气和镇痛患者进行精确的意识状态评估是有困难的。对于肝硬化患者来说，即使停用镇静剂很长时间，其对脑功能可能仍有影响；如果能够进行意识状态评估，应避免每日给予镇静。HE诊断可疑时，可予以HE的经验性治疗，同时治疗潜在诱因和相关的功能障碍。
HE的病理生理
在急性和慢性肝性脑病发病过程中，血氨都处于中心地位，血氨水平升高常见于肝合成功能障碍以及门体分流。星状细胞水肿是HE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可能是因为氨代谢为谷氨酰胺引起细胞内高渗透压，或者因为谷氨酰胺诱导的线粒体功能障碍。慢性肝病患者致命性脑水肿少见，但是急性与慢性肝衰竭时HE的病理生理过程是相似的。有证据表明，肝硬化患者细胞容积改变伴有轻度脑水肿，而如果星状细胞容积有轻微变化时，即使临床上没有明显的脑水肿及颅内高压，也会引起脑功能变化。在ALF容量调节系统占主导地位，这一过程中动力学的不同是HE在ALF和慢性肝病中不同的基础。
炎症在调节氨对大脑影响中有协调作用，这一点在ACLF患者中尤其重要，这类患者中脓毒症常是急性肝功能失代偿的诱因。ALF患者伴感染或SIRS时HE加重。肝硬化患者出现全身炎症反应时，高血氨可引起神经精神系统功能恶化，但并不随炎症状态减轻而好转。
大脑自我调节功能受损以及大脑血流减少也是HE发生的原因。发生HE的其他机制包括假性神经递质，苯二氮卓类药物受体-中枢γ-氨基丁酸的激活，锌缺乏引起尿素循环酶活性下降，基底神经节锰沉积。
HE的处理
对于重症患者HE的处理主要包括，诱发因素的纠正以及支持治疗。导致神志异常的其他原因应予排除，应考虑颅脑影像学检查，大脑造影和或腰椎穿刺。（表2）。应明确及治疗的诱发因素包括，消化道出血，感染（尤其是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低钠血症，低钾血症，碱中毒，精神药物（表3）。支持治疗包括：恢复电解质平衡，液体维持，预防误吸，以及对于重度HE患者行气管插管以保护气道。重度HE患者应进入重症监护病房。不像ALF，对于肝硬化患者伴HE时，颅内高压的处理及颅内压的监测并非常规内容。
乳果糖（表4）是一种不可吸收的双糖类药物，可通过渗透性导泻及酸化结肠腔减少肠道氨的产生和吸收。结肠菌群将乳果糖代谢为有机酸使肠道PH降低，不利于产尿素酶细菌的生长并减少氨的吸收。HE急性加重的患者初始处理可予以45ml（30g）乳果糖口服或每小时经鼻胃管给予直到开始排便，此后应调整剂量以维持每日2-3次软便。对于严重HE者，可采用乳果糖灌肠（300ml溶于1L水，保留1小时）。
利福昔明（表4）是一种口服吸收少的抗生素，可有效杀死肠道产氨细菌。近来证实，每天两次，每次550mg的剂量可作为HE的一线治疗措施或乳果糖治疗的辅助措施，该措施细菌耐药风险小，毒性小，副作用少。其他抗生素如新霉素、甲硝唑也可选用，但长期应用时，最好不选用，因为它们有肾毒性、耳毒性和神经毒性。通过选择性肠道去污，利福昔明和其它抗生素可有效治疗HE，这与减少肠道细菌产氨不同，而是因为减轻了细菌移位引起的内毒素血症及慢性炎症状态。
锌缺乏常见于肝硬化患者，主要因为经尿液丢失，常导致用于解毒氨的尿素循环酶活性下降。补锌有助于改善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心理学评分并且降低血氨水平，因此，缺锌的肝硬化患者应及时补充（表4）。限制蛋白质以减少肠道产氨是治疗HE的主要措施。但是这一措施忽视了限制肝硬化患者摄入蛋白带来的不利影响，肝硬化患者为达到氨代谢平衡对蛋白质的需求是增加的。对于肝硬化患者，限制蛋白质的摄入导致肌肉蛋白分解增加，血氨升高，使病情更加复杂，正氮平衡有助于促进肝再生，增加肌肉解毒能力；因此，恰当的蛋白摄入实际上是有助于改善HE的（表4）。
虽然大多数治疗HE的措施是减少肠道内氨的产生和吸收，但有些有前途的治疗措施是去除循环中的氨。低氨氨基酸如L-鸟氨酸可以给肌肉提供谷氨酸（通过转氨基作用），将氨解毒为谷氨酰胺。给予肝硬化患者L-鸟氨酸-L-天冬氨酸治疗可以降低静脉血氨水平并改善心理测量评分，但是作用时间较短，高氨血症可能随后复发。苯乙酸（或其前体药物苯丁酸）与谷氨酰胺结合形成苯乙谷氨酰胺，可经肾脏排出体外。L-鸟氨酸苯乙酸（OP）可有效降低肝硬化大鼠动脉血氨和大脑含水量，并可改善肝硬化患者的HE。美国尚未开始应用LOLA和OP。
苯二氮卓受体拮抗剂氟马西尼克短期改善HE，但可能并不影响存活时间。给予氟马西尼是严重的肝硬化患者预后得以改善（<10％死亡率）；因此，氟马西尼作用有限，一般不用于aclf患者。< span="">
对照研究显示，对晚期肝硬化及ACLF患者采用MARS进行体外蛋白透析治疗HE有一定效果。MARS可清除与蛋白结合的分子及水溶性分子，通过降低氨浓度改善HE。MARS治疗并未显示生存获益，因此其在ACLF中的治疗作用尚不确定。
虽然少见，但是对于治疗效果差的自发性脑病患者应考虑堵塞门体分流通道这一治疗措施。TIPS术后患者如出现严重的顽固的HE，可考虑堵塞或缩窄TIPS通道。发生HE的患者预后较差，尤其是重症患者，适当的患者应考虑行肝移植（表4）。
感染的筛查和治疗
等待LT的ESLD患者发生细菌和真菌感染的风险高。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尿路感染、肺炎是ESLD患者最常见的感染，常继发于治疗性操作、皮肤感染引起的菌血症或自发性菌血症。因肝硬化收入ICU者肺炎和SBP发生率分别为20％和40％。这些感染常引起病人严重的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及器官衰竭，需将病人收入ICU。此外，此类患者多耐药细菌定植风险增加。这两点将详述，但是，应注意关于等待LT的ESLD患者感染的重症监护和处理的相关数据仍不多。
ESLD患者的脓毒症
细菌感染在肝硬化患者中较普通人群更为常见。此外，失代偿期肝硬化较代偿期肝硬化更常发生感染。肝硬化患者易于感染有不同机制，如补液成分缺乏，单核细胞HLA-DR表达下降，巨噬细胞清除能力受损等。此外，肝硬化患者对感染的反应往往不佳，导致脓毒症、严重感染、感染性休克危险性增加。此类患者感染时细胞因子反应明显失衡导致过度炎症反应。在细菌性脓毒症的早期，肝硬化患者与无明显肝病患者相比较，循环中促炎细胞因子，如TNF和IL-6。肝硬化时单核细胞产生抗炎细胞因子IL-10能力减退。总之，肝硬化患者感染时炎症反应过度。最后，感染时肝硬化患者的重要预后因素。一篇文献综述显示，此类患者感染时死亡率增加4倍；30％的患者死于感染1月后，另有30％患者死于1年内。总之，脓毒症是ESLD患者收入ICU的常见原因，死亡率相当高。一项新近的研究显示，152例收入ICU的肝硬化患者中，41％的患者如ICU时有感染。器官衰竭评分较肝病特异性评分更能预测住院死亡率。3天后还存活的患者，唯一的预后指标是改良的SOFA评分，它提示非血液系统器官衰竭的严重程度是收入ICU的肝硬化患者死亡率的重要的危险因素。SIRS标准也有一定的预测意义。
早期恰当的抗微生物治疗以及感染源控制是治疗脓毒症的基础。国际脓毒症抢救运动提出的临床指南有助于改善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预后。毫无疑问，ESLD脓毒症患者亦能从中获益。持续的未控制的感染或感染性休克不能做为肝移植的候选者已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后多长时间可行肝移植研究较少，抗菌药物应用多长时间亦无定论。一旦感染控制、血流动力学及呼吸功能改善，在下一次脓毒症发作之前，有一个可行肝移植的狭窄的窗口，这就需要与移植术后期望的预后进行平衡。不幸的是，ESLD脓毒症患者从ICU直接行肝移植的术后预后数据相当有限。近来研究显示，移植前感染与移植后90天、180天死亡率无关，并且不增加移植后感染率；但是队列中仅有9％的患者移植时在ICU。这一特殊人群还需进一步数据研究。收入ICU的感染的ESLD的患者何时可以安全行肝移植应基于重症监护医生，肝病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多学科会诊。
ESLD患者和多药耐药细菌的定植
等候肝移植的患者应定期筛查多药耐药株的定植。这一点尤其与ICU中的ESLD患者有关。这些患者高危因素多，如多次住院，侵入性操作，多次抗微生物治疗，或者长期应用喹诺酮类药物预防SBP。已经证实，术前鼻腔携带MRSA及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LT受者感染金葡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积极的进行培养有助于确定这些高危患者。在选择围手术期抗生素预防和怀疑感染是早期经验性治疗时，应考虑这一信息。此外，应考虑清除金葡菌定植的策略。近来，已经证实，入院时采用莫匹罗星（百多邦）软膏和氯已定（洗必泰）肥皂快速清除鼻腔携带的金葡菌有助于降低手术部位感染。明确这类处理对于肝移植术前等待着是否有效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LT等待者来说，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是另一种多药耐药菌株。据报道VRE定植的发生率在LT等候者为3％-50％，这一频率可能受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VRE定植患者一般病情更重、更晚。与术前无VRE定植者相比，术前VRE定植患者移植术后更易发生VRE感染，相对危险度为4-14、有VRE定植的LT等候者及受者的死亡风险增加（调整的相对危险度=2、12,95％置信区间=1、27-3、54)。目前尚不清楚积极的抗VRE预防是否能显著降低这一风险。
其他多药耐药菌株定植的影响，如产ESBL细菌或耐药孢曼不动菌亦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多药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的全球流行，LT等候者亦受到这些病原菌的影响。就MRSA或VRE的数据来说，这些多药耐药菌株的定植可能对术后感染的发生率有质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心血管系统评估和血流动力学支持
ESLD患者心血管系统改变
ESLD患者心血管系统变化显著。ESLD患者典型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是循环高动力，全身血管阻力下降。全身动脉压下降，以及心输出量增加。在循环内部，血容量异常分布，内脏及全身血管扩张，肾血管收缩。这些变化是缩血管介质和扩血管介质改变的复杂结果，交感神经系统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上调以及终末器官反应性变化。许多ESLD患者表现为心肌病（硬化性心肌病），以及心脏对应激的反应性下降为特点。其它的冠状动脉疾病在此类人群中发生率为20％-30％。
心血管衰竭与入ICU
收入ICU的ESLD患者常见心血管衰竭。一项研究表明，22％的ESLD的患者因休克收入ICU；另一项研究表明，80％的收入ICU的ESLD患者需要心血管药物支持。最常见的诱发因素是消化道出血和与感染有关的脓毒症。消化道出血的处理涉及液体复苏和输血，凝血异常的纠正。药物和介入措施本综述不讨论。
脓毒症的血流动力学处理
ESLD患者发生脓毒症时，血流动力学衰竭更为明显，死亡率更高。目前，关于脓毒症ESLD患者血流动力学处理的证据仍较少，但是，关于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一般处理的研究多数包括肝病患者，因此有一定借鉴意义。
广泛应用的脓毒症处理的指南源自脓毒症拯救运动。对于血流动力学支持，提倡早期目标导向治疗。目标是尽早达到充分灌注。建议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是平均动脉压（MAP)65mmHg，中心静脉压(CVP)8-12mmHg,尿量>0、5ml/kg/h，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大于等于70％。（表5）这些指标的监测需要中心静脉途径，同时经常采用直接动脉压监测。此目标的达到有赖以下措施的序贯采用：液体复苏，血管加压素应用，以及有指征时正性肌力药物。有些方案需检测血清乳酸水平。对于ESLD患者来说，这些目标是否需调整尚不清楚；但是，如ESLD患者需要血流动力学支持，以此方案为向导的处理可能是最适用的。不同的组织应有自己的指南，目前发表的关于脓毒症的血流动力学支持的指南仅是一个起点。
在综合ICU人群中，采用胶体还是晶体进行液体复苏并无明显优劣；但是，对ESLD患者来说，给予SBP患者白蛋白可明显改善动脉压和预后，这提示这类人群摄入液体中应包含白蛋白。
如果单纯给予液体不能达到理想的MAP，应加用血管收缩剂。首先建议给予去甲肾上腺素或多巴胺，几项研究显示两者对Sepsis患者预后几无差别，作为单药，去甲肾上腺素可能更好。血管加压素是另一常用的升压药。初始应用时，未见其作用大于去甲肾上腺素；但后来的分析显示，其与类固醇有交叉作用，与去甲肾上腺素加激素比较，血管加压素加小剂量激素的患者预后有所改善。对于ESLD患者，血管加压素类似物是许多治疗肝肾综合征方案的一部分，有肝肾综合征高风险的ICU患者可以从中获益。另有观点认为血管加压素是剂量相关的。推荐上限剂量是0、04单位M分钟；近年来研究显示剂量达到0、067单位M分钟更有效，且与低剂量一样安全。无论开始选择何种药物，许多患者需逐渐增加至两种药物，典型的是去甲肾上腺素加血管加压素。
静脉应用小剂量激素（氢化可的松50mgM6h）对于Sepsis患者仍有争议。尽管相对肾上腺功能不全发生率较高，此治疗预后获益不明显，但是仍在研究其与血管加压素联合应用的效果。ESLD患者发生脓毒症时，相对肾上腺功能不全发生率较高（68％），与历史对照相比，小剂量激素有助于改善预后。
在一项小型研究中，MARS治疗可改善慢加急性肝衰竭的低血压。是否这一措施，或其他发展中的肝脏替代治疗措施会在ESLD患者血流动力学处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尚不得而知。
呼吸衰竭和新的通气策略
肝硬化患者可能因许多原因需要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对某些患者来说，气管插管是为了保护意识障碍患者的气道。这类患者易于通气，因为他们肺部相对正常。对另一些患者来说，气道插管和机械通气主要是为了治疗继发于感染、输血反应、容量超负荷或ARDS所致的呼吸衰竭。这类患者通气较困难，因为肺顺应性较差和持续性低氧血症。不幸的是，ESLD患者的相关数据较少，关于较好方法的结论多来自成人重症监护文献。预后因各种潜在病因而不同，但死亡率高达83％-95％。
即使对没有全身性疾病的患者来说，肝衰竭患者也常发生气体交换异常。104位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Przybylowski等发现，29例有低氧血症（PaO2＜80mmHg）40例有肺泡－动脉氧梯度扩大（＞20mmHg）。A-a梯度增大的主要机制是通气-灌流比例失调，弥散障碍，肺内分流。腹水和/或胸腔积液，肝大，肺不张可引起限制性通气障碍，并使氧合进一步恶化。
肝肺综合征和门肺高压
肝病常见的两种呼吸问题是肝肺综合征及门肺高压，继发于肝肺综合征的动脉低氧血症和显著的肺动脉高压增加了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HPS的特点是慢性肝病，非气体交换异常，肺内血管扩张的征象。因为肺内血管扩张，氧弥散时间增加。低氧性肺血管收缩障碍，伴有分流，可以解释直立性低氧血症（直立时动脉血氧下降）以及斜卧呼吸。直立性低氧血症的界限值的定义是平卧位改为起立位时PaO2下降超过5％Przybylowski等的研究显示，HPS见于23例患者（24％）。多数患者有轻到中度的HPS，87％的患者有重度HPS。HSP无有效内科治疗措施。LT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治疗措施。对于在ICU中机械通气治疗的HPS患者来说，最好的处理是预防并发症如气压伤及呼吸肌相关性肺炎的发生，以便有可用器官时患者可性肝移植。
门肺高压的特点是与肺动脉高压有关的门静脉高压。尚无关于此类患者机械通气的最佳数值。一氧化氮吸入管用于无肝硬化的肺动脉高压患者，但对于肝硬化患者尚未进行随机实验研究。
机械通气
至于机械通气，数据强烈支持采用小潮气量（6mlMkg理想体重）或更加特殊的低平台压治疗ARDS。这样可将危重病病患者的死亡率v由39、8％减至31％。保护性通气还包括允许性高碳酸血症以进一步减少气压伤。进展期肝病患者代偿良好时常因过度通气，常减低碳酸血症及呼吸性碱中毒。这些患者病情恶化时，酸碱平衡将改变。肝硬化患者病情危重时可能出现因阴离子间隙；乳酸，高氯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目前尚不明确针对酸碱失衡的特殊治疗手段是否对肝硬化患者有效，但是因为存在代谢性酸中毒，允许性高碳酸血症往往难以维持。
对危重患者来说，其他机械通气模式的相关数据较少，几乎没有专门针对肝硬化患者的数据。气道压力释放通气，高频振荡通气，俯卧位通气，NO吸入以及――都被研究过，但是大多数随机试验都是将肝硬化及肝衰竭作为排除标准。所有模式都可以改善氧合，但却没有一次试验显示在死亡率方面获益。保护性机械通气又最强大的证据基础，因此成为肝硬化伴ARDS患者的基础治疗措施。
建议采用呼气末正压（PEEP）以减少肺泡塌陷和剪切力伤。近来的一项mata分析总结了4个试验2000例患者的资料以比较高PEEP与低PEEP的效果。高低PEEP治疗与住院生存时间无关。来自非肝病人群的研究数据建议采用5-300pxH2O的PEEP。
严重通气障碍的患者应考虑治疗性胸腔穿刺，但这一操作可能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尤其是有凝血障碍的患者。机械通气患者一般不行胸腔穿刺，除非怀疑胸腔感染。有时胸腔穿刺有助于呼吸机的撤离，但是应阻止疾病进展，否则胸水仍会复发。
多数机械通气患者需给予镇痛、镇静治疗，以减少焦虑及不适以利于治疗。近来有人研究了目标导向的镇静镇痛措施对ICU患者的影响。这些研究显示，对疼痛、镇静、谵妄予以系统监测并予以目标方案治疗者，医源性肺炎发生率降低，通气时间缩短，ICU停留时间缩短，医疗资源消耗降低。没有专门针对重症ESLD患者的研究，但是镇静药物在此类患者中药代动力学有改变，可能有过度镇静的风险。因此，对ESLD患者应采用个体化镇静、镇痛方案并经常监测评估。这一目标导向的策略有助于镇静药物剂量变化小。没有一种镇静药物效果是最好的，每种药物都有特殊的副作用。近来报道――谵妄发生率低，机械通气时间缩短；但尚无ESLD患者中应用此药物的研究。
无创通气
人们一直对无创通气（NIV）减少气管内插管的需求以及帮助拔管充满兴趣。多数随机研究集中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急性恶化的患者，以及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的患者。也有几个关于移植术后或肝切除术后成功应用NIV的个案报道。是否其他原因引起的呼吸衰竭可用无创撤机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NIV并非需要呼吸支持的肝硬化患者的标准选择，人们更多的考虑的是患者疾病进程各不相关，伴肝性脑病的意识状态亦有改变。
肾功能衰竭和肝肾联合移植
急性肾损伤
多达25％的肝移植等待者伴有肾功能损害。近来，Cholongitas等报告ICU收治的312名肝硬化患者，其中41％的患者在收入ICU时或在ICU停留期间发生了急性肾损伤。与未发生急性肾损伤的肝硬化患者比较，急性肾损伤组患者ICU停留时间更长（7：4天），更常应用改善心肌收缩力的药物进行心血管系统的支持（90％：75％），死亡率显著升高（91％：47％）。
目前对急性肾损伤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此外，基于血清肌酐和体重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在ESLD患者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这类患者往往肌肉减少，肌酐生成减少，而且因为全身水肿而体重增加。新近，ADQI协作组提出的RIFLE标准，是对急性肾损伤进行分级的定义，多种临床情况已经证实，分级越重与预后越差有较好的相关性。RIFLE标准三种损伤分级（危险、损伤和衰竭）和2种预后分级（丧失和终末期肾病）。不同的分级主要是基于肌酐或肾小球滤过率与基础值比较的百分率变化或尿量的变化，这样就消除了肌酐生成和体重的影响。但是，目前缺乏关于等待肝移植的ESLD患者的基于RIFLE标准的急性肾损伤数据。
肝肾综合征
肝肾综合征是进展期肝病时出现一种可逆性肾功能障碍。肝肾综合征的病理生理主要是：门静脉高压时，一氧化氮释放增加，内脏血管强力扩张，继而交感神经兴奋、肾素水平升高，肾脏血管强烈收缩引起肝肾综合征。低尿钠是肝肾综合征的标志。肝肾综合征还有一些别的特点。I型肝肾综合征进展迅速，对治疗反应差或治疗后迅速复发；II型肝肾综合征起病隐匿，对治疗反应较好。研究最深入的肝肾综合征的治疗措施是扩容治疗，先以1g/kg体重的白蛋白扩充血容量，随之以20-40g/d白蛋白治疗14天，并且应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如奥曲肽100-00ug，每天3次，同时联合应用米多君，一种非选择性α受体拮抗剂，以升高血压10-15mmHg。如果肌酐下降明显治疗应持续1个月。也有报道采用非选择性血管加压素拮抗剂（特利加压素或鸟氨酸加压素）以缓解内脏血管扩张有利于肝肾综合征的治疗，类似于以去甲肾上腺素提高血压10mmHg。这些报道多是小样本回顾性个案报道，研究终点不统一，研究终点主要是血清肌酐的下降和短期死亡率。TIPS在肝肾综合征治疗中的作用尚不确定，有些小样本病例研究认为TIPS联合内科治疗有一定作用。
肾替代治疗
肾替代治疗何时开始取决于肾功能障碍的程度、液体平衡、代谢紊乱以及为静脉补液、血制品和肠外营养提供空间的需要。肾替代治疗常选择持续肾替代治疗的方式，因为ESLD患者往往伴有低血压。因为血流速度较慢，CRRT溶质清除率低于间歇性透析，但是24小时时两者清除效率一样，48小时时前者效率优于后者。此外，CRRT对于肝衰竭患者来说，较IHD或血液滤过对心血管系统影响更小，因为CRRT对外周血管阻力和有效循环血容量影响更小。中心静脉压和肺动脉压不能很好的反映真实的血管容量状态。如果发生了低血压，应首先考虑容量问题。
虽然颅内高压不如急性肝衰竭是明显，慢性ESLD患者仍可能出现，选择治疗方案时应考虑到这一点。CRRT对颅内压影响较小，因为流速慢，溶质清除率可控，有助于防止脑细胞和间质之间发生突然的渗透压梯度。
用于ESLD患者替代和置换的液体应含有碳酸氢盐，而非乳酸或枸橼酸溶液，因为这些患者将乳酸或枸橼酸代谢为碳酸氢盐的能力减弱，而有是潜在的酸中毒加重的倾向。CRRT中的抗凝可根据单位经验采用肝素或枸橼酸抗凝。肝素抗凝易于操作，在多数中心为首选。在采用肝素抗凝时，如发生了出血性并发症或反复形成血栓，或者患者出现了肝素诱发的血小板减少，则可采用局部枸橼酸抗凝（RCA）。采用RCA时，应密切观察离子钙的变化。ESLD引起体内枸橼酸积聚时，其可与钙结合，因此总钙量可能仍会升高，但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离子水平则以降低。这时，总钙与离子钙比值升高，死亡率上升。采用RCA时，建议减少透析液中碳酸氢盐成分，采用无钙溶液。采用CRRT-血滤模式时，一般首选预稀释模式，因为预稀释模式可以减少血液粘稠度，预防滤膜阻塞。肝移植术前CRRT治疗也可以有效纠正低钠血症（血钠<120mmol/L)。
肝肾联合移植的指征
目前，同期肝肾联合移植的指征主要是基于肾损伤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需要肾替代治疗的时间，蛋白尿的严重程度，肾活检的结果。（如果可能的话）。无论ICU情况如何，这些因素决定了SLK的指征，亦可用于所有ESLD患者。目前广为接受的SLK移植指征详见下文。应注意目前可获取的指南多是基于单中心经验和移植登记信息的共识性条文。仍需进行前瞻性、随机、多中心的严格的评估来探讨SLK移植的不同指征。
1、急性肾损伤（AKI）患者需要透析者：Ruiz等报道伴有HRS血液透析时间不足4周行单纯肝移植者（n=80)与血液透析超过4周行SLK者（n=25）相比较，1年存活率无差别。深入分析显示肝移植术后HD超过8周的SLK受者生存时间比HD不足8周的SLK受者和HD不足4周的单纯肝移植受者生存时间有改善。HD超过8周SLK受者与其余两组相比较，移植术后HD持续时间和平均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这提示HD依赖超过8周是SLK的指征，因为大多数HD不足4周者行单纯LT后肾功能可以恢复，而HD4-8周之间者行SLK与单纯LT相比较没有生存获益。移植专家委员会建议每周至少2次透析且超过6周应为SLK移植的指征之一。
2、AKI患者无需透析者：eGFR<30ml/min、1、73m2且不需要透析的急性肾衰竭患者行单纯肝移植者1年存活率为81、5％，且仅有1、5％(25/1648)的患者LT术后1年内被列入肾移植等待者名单。因此，无需透析的肾移植患者似乎应该不是SLK移植的候选者。但是，国际专家委员会建议eGFR<25ml/min、1、73m2超过3周，随后需要透析至少3周者应为SLK移植的指征之一。
3、慢性肾病患者：对于慢性肾病患者（CKD），肌酐清除率≤30ml/min、1、73m2超过3个月是SLK的阈值。患CKD时间不明者，24小时尿蛋白>3g或尿蛋白/肌酐比率>3，也是SLK移植的指征之一。
4、蛋白尿<3g，持续时间不明，肾衰竭原因不明者：对于此类患者行SLK无明确建议。肾活检可能有帮助但仍存争议。Wadei等对伴有不明原因肾衰竭的GFR<40ml/min、1、73m2（n=37)或行肾替代治疗（n=7）的进行了肾穿刺活组织检查。≥30％间质纤维化。≥40％肾小球硬化，弥漫性肾小球肾炎累及≥50％的肾小球的患者被列入SLK名单。共有16名患者行单纯LT，8名患者行SLK。术后1年两组血清肌酐水平相似。研究结果显示临床实验室检查和超声检者，病理诊断之间存在不一致性。鉴于肾穿刺活检作用尚不确定。且肝移植患者有出血风险，肾科医生对此操作仍有顾虑。
LT术后肾移植的作用亦需评估。SRTR数据及Ruiz等的但中心经验显示，SLK与序贯移植生存率相似。
剔除指征
在移植界，将移植等待者从等待者名单中“剔除”是最具争议的课题，即提供给某一个体的服务与稀有资源的合理分配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一个医学命题，又是一个伦理学和哲学命题。因为移植需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因此，公众往往有许多互相对立的观点，功利主义者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移植成功率高的患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对于失败风险较高的患者也要保护他们获得挽救生命的救治措施的自主权利。从作者的角度看，想从本文获得一个简单的剔除名单者恐怕会失望，但是本文可以告诉大家哪些情况移植失败的风险较高。这些条条并非绝对的金科玉律，只是作为临床决策的基础。
肝移植的适应症
2010年以来，对于没有其它治疗措施的急慢性肝衰竭患者来说，如果无肝移植禁忌症，就应该考虑行肝移植。病情不断恶化且危及生命或重要功能时，人们往往想到肝移植。在肝移植手术可以成功开展之后，肝移植的适应症很早就明确了，随着时间的迁移，不断有新的适应症被添加进来。
“等待者名单”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当可供分配的供器官少于需要移植的患者数目时，等待者名单就变得很有必要。继而出现了基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移植需要程度的给患者排序的分配策略。默认的方法是按照等待时间进行排序，但是很快该方法就被证实等待时间与ESLD患者的生存时间的相关性没有预想的那样好，甚至恰恰相反，两者相关性很差。目前的政策是根据MELD评分系统，死亡危险高的患者优先移植。另一种系统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即相对生存获益的概念。在该系统中，将患者不行肝移植的预后与移植后的预后进行比较，移植后能够获得最大改善的患者最有优先权。
移植禁忌症和剔除方案
按照目前的器官分配系统，MELD评分最高者最有可能发生无效移植。但是，高MELD评分患者也可能成功行肝移植手术，虽然有些人认为其医疗费用大大增加。在临床实践中，临床医师采取了很多策略以尽量避免无效移植，但是，仍有很多手术数据不能被象SRTR这样的行政机构获取。“剔除”这一概念在肝移植中是很特殊的，按照定义，主要是指最初满足移植标准的患者。肝移植的适应症已经被按照常规方式总结得很好了，而肝移植的禁忌症在某些教科书或肝移植中心的操作手册中也有相应的条款论及。尽管有些患者存在禁忌症，即使生存期可能很短，他们仍然愿意行肝移植，愿意为了延长生存时间而冒险。目前尚缺乏更为理想的数字，一般将5年生存率50％的可能性作为合理分配短缺尸体供肝的临界值。
剔除方案
可以择期或者在病情危重时将移植候选者剔除。出现下述情况时应进行移植等候资格的再评估（表6）。这些情况包括以下按系统划分的疾病进展：脓毒症和癌症、心理社会问题、或与再移植有关特殊考虑。最初筛选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较为困难，但是伴有缺血性心脏病或肺动脉高压时应考虑剔除。一般认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是一个剔除标准，需要血管加压素治疗的ESLD患者不建议行肝移植。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有证据表明颅内压长期升高者不应行肝移植，虽然这是一个需要客观指标评价的具有挑战性决定。有些中心认为气管插管应作为肝硬化患者肝移植的禁忌症，这一点尚存争论且未被普遍采用。在临床实践中，可能因为意识障碍或进行性肺功能失代偿而行气管插管。无论如何，这些患者行肝移植风险很高，但是此类患者也有成功行肝移植者。新发肿瘤常常是剔除原因，除非病变位于原位且对预后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肝细胞癌患者肿瘤增大或AFP升高时，尤其是在局部治疗之后，不是很好的移植候选者，应从移植等候者名单中剔除。真菌感染和曲霉菌感染引起的脓毒症是肝移植的禁忌证已有记载，耐药菌株感染越来越受到重视。心理社会学禁忌证包括不能戒断，依从性差以及缺乏社会支持。一旦出现这些标准中的一条，应将患者自移植等待者名单中剔除，对于移植团队来说，做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再次移植也备受争议，尤其是丙肝患者和需要透析者。虽然我们也做丙肝患者的再次肝移植，但是那些未控制的病毒血症和肾衰竭患者可能不能获益，因此应予剔除。
总之，在等候者名单中剔除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尽管这是基于合理的医学证据的决定，仍将被看作是对病人的放弃。有些患者和医学中心有能力并且对这些患者进行了成功的肝移植使这一领域更加复杂。毫无疑问有些残酷的决定是临床医师做出的，而患者是不愿接受的。团队纪律和有组织的共识是做出公正决定的基础。
表1、肝性脑病――West Haven 标准（Ferenci 等）
1级
轻微的意识障碍
兴奋或焦虑
注意力减退
加法能力受损
2级
昏睡或淡漠
对时间或地点的轻度定向力障碍
轻度人格改变
行为失常
减法能力受损
3级
嗜睡到半昏迷，对语言刺激有反应
意识模糊
严重定向力障碍
4级
昏迷（对语言和有害刺激无反应）
表2 肝性脑病的鉴别诊断
脓毒症相关的脑病
神经系统感染
尿毒症
应用精神类药物（如苯二氮卓类，鸦片类）
药物戒断（尤其是酒精）
Wernicke’s脑病
呼吸衰竭（如低氧血症和M或高碳酸血症）
表3 肝性脑病的常见诱发因素
消化道出血
感染（如SBP，脓毒症）
低钠血症
低钾血症
碱中毒
精神类药物
乳果糖不耐受
便秘
表4 肝性脑病的治疗
已证明有效
乳果糖
利福昔明
锌
门体分流堵塞
肝移植
未证明有效或作用有限
L-鸟氨酸-L-天冬氨酸（LOLA）
L-鸟氨酸苯乙酸（OP）
氟马西尼
体外白蛋白透析
可能有害
新霉素
甲硝唑
限制蛋白
表5 脓毒症的早期目标导向治疗
（Rivers等）
指标
目标
平均动脉压（MAP）
≥65mmHg
尿量
≥0、5ml/kg/h
中心静脉压（CVP）
8-12mmHg
中心静脉氧饱和度（ScvO2）
≥70％
表6、需要进行移植资格再评估的因素
种类
因素
引证
循环系统
肺动脉高压
缺血性心脏病
休克
121，122，123
中枢神经系统衰竭
脑水肿
中风
124
呼吸衰竭
终末期肝硬化气管插管
119
HCC进展
125，126
脓毒症
耐药菌株细菌感染
真菌性脓毒症/曲霉病
127，128
心理社会问题
戒酒失败
不同意移植前随访
失去社会支持
129
再移植
丙型肝炎
肾功能衰竭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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