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四月进藏代职，从二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来到了二千多人口的亚东县城，喧嚣与静寂的强烈对比让我一下难以适应。上海的忙碌让人顾不上欣赏江南的四月天，而边境小城亚东此时依然在雪山环抱之中，没有了上海街头的喧闹，穿城而过的亚东河流水声已是这座小城能制造的最高分贝。边境小城位于深深的亚东沟之中，上有蓝天白云覆盖，周围有雪山林海环绕，自然景致美丽宜人。但半天的时间我已走遍了全城的每一个角落，两天过后在城中举目可见的八个山头已全然历历在胸。吃天然绿色食品长大的亚东人民良好的健康状况足以使我无处施展。这突然而来的大把闲暇让无所适从的我不知如何去挥霍。沉静下来之后，觉得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探索这雪域佛国、神秘的香巴拉。因在部队工作，行动限制较多，无法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西藏，便只好从书本上，从西藏的历史开始了。毕竟是医科毕业，读史只是业余爱好，所以本文也不求考据史料，只摘取历史上西藏和中原王朝的一些故事而已。上海长海医院血管外科冯翔

一、嫁到西藏的唐朝公主们

和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国人一样，我了解西藏也是从历史教科书上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开始的。通读西藏历史之后，我明白了西藏有文字记载的，可称为信史的历史只比文成公主进藏的年代略早几年，所以我们从那个年代开始学习西藏的历史是很有道理的。

公元641年，16岁的美少女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经过一年的跋涉来到了拉萨，嫁给了24岁的第32代藏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无疑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他13岁登基，20出头已经统一了整个雪域高原。说松赞干布是第32代藏王其实向中原地区的三皇五帝一样也只是根据民间传说而来，因为在那之前西藏的历史并无文字记载。在西藏的传说中这片高原上的居民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猴子和罗刹女的后代，而人类学家认为今天的藏族是中古时期的土伯特人、羌人及北上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混合。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这片高原上散在着大大小小的无数部落。来自今天西藏山南地区的松赞干布征服了这些部落，把吐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至于这个当时还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是如何完成的霸业，史上却记载不详。但当时的吐蕃王朝确实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天的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联姻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但仔细读来才发现这段婚姻只是吐蕃王朝对大唐王朝逼婚的结果，而文成公主也只是松赞干布的小老婆，松赞干布在两年前已经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大昭寺也是为供奉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摩尼8岁等身像所建。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部分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习惯于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今天我们可以想象李世民其实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皇帝，因为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何况皇家的女儿多得很，皇帝也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皇家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出去和亲的公主有15个之多。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娶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的公主，那相当于底层粗人娶了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实在这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为妻。不知道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感到受到了侮辱，带领吐蕃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大唐边境，并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可见当年这个生长于雪域高原的24岁小伙子何其豪迈。固然，当时的唐朝正值强盛，是地球上第一强大的帝国，绝不至于屈服于一个高原游牧部落的武力，于是双方打了一些战争，吐蕃在高原环境的帮助下竟也不落下风，这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还把琅琊公主的外孙女赐予了求婚使者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而松赞干布在他们结婚十年后就死了，文成公主从26岁就开始了寡居生活，并且没有子嗣，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哭得连河都改变了流向（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的来源），此传说足以反映后人对她的怜悯。

史书上对文成公主给西藏带来的文化贡献描述很多，她的嫁妆里面还有一尊佛祖释迦穆尼的12岁等身像，今天仍供奉在拉萨的大昭寺，据说这是佛教进入西藏的起源之一。但关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爱情生活却记载不多，在我想来这对金童玉女正符合今天高富帅和白富美的标准，他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更足以使他们10年的婚姻生活产生无数的故事，但确连张爱玲、李碧华这样的爱情故事高手也不去发掘。由此想来，这其中未必有太多值得着墨的爱情，即使有也会是无比凄婉。

文成公主死后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这就是这一段的题目为什么叫“嫁到西藏的唐朝公主们”。金城公主的传说就更惨了。金城公主为雍王的女儿，是唐中宗皇帝的养女，已经是很正牌的公主了，她出嫁时更年轻，只有13岁。中宗皇帝亲自送出长安一百里，在当时的始平县与公主分别时，中宗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特赦了始平的死罪犯人，免除了始平老百姓一年徭役，把始平的县名改为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从这些传说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到了不得不割爱的程度。

而更惨的故事还在后面，原本吐蕃使者说的是为吐蕃王子求婚，而金城公主还在进藏的路上时，那位年轻英俊的王子却因病一命呜呼了。漂亮的公主肩负着边疆和平的伟大使命自然不能掉头回长安，而从未踏出高原的藏王见了中原的公主更是惊为天人，于是她就嫁给了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而娶她的藏王赤德祖赞据说老得满头白发、白须，竟然看不出脸在哪一边。当然，这可能只是后人同情金城公主的命运而作的演绎，因为如果去核对藏王的世系表，你会发现金城公主的丈夫赤德祖赞只比她大一岁。当然所谓西藏信史中的藏王世系表也并不可靠，比如松赞干布死时他唯一的儿子早已先他而去，继位的藏王是他的孙子，可史书记载的他的孙子芒松芒赞只比他小二十岁。不要说是在高寒的西藏雪域，即使在喜马拉雅山另一面的热带印度平原上，人的性成熟也不可能这么早。但可爱的西藏人民并不在意记载的精确性，他们更热衷口头的传说，比如西藏的长篇史诗《格萨尔王》长达数万句，却只流传于民间艺人的口中而并无文字记载。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文成公主进藏大大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维护了边疆的和平，为西藏后来纳入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更多的了解了那段历史之后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应略微做一点改变，唐朝公主们进藏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拉萨城里的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都与文成公主有关。作为现代人在唏嘘唐朝公主们的感情生活的同时，我们还得承认，公主们的牺牲对边疆的和平是有一定的贡献，但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松赞干布自打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和唐朝之间十年没有发生战争，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期间唐朝与吐蕃的边境几无宁日。

我们历数那一时期吐蕃与唐朝的大规模战争如下：六七三年唐朝战神级的名将薛仁贵率师十余万讨伐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这可能是薛仁贵百战生涯中唯一的败绩；六九二年吐蕃进犯，被唐将王孝杰击退；六九六年吐蕃进犯凉州，唐军战败；七二七年吐蕃入侵，被唐将王君奂击败；七六三年吐蕃进犯长安，被名将郭子仪击败；七八六年吐蕃进犯监州等地；七八九年唐将韦皋率军进攻吐蕃；八零一年吐蕃又再次入侵。其中在763年，吐蕃军队居然攻陷大唐的首都长安城，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

直到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长安盟誓，次年又在拉萨重盟。公元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今天这块石碑仍然树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并不高大而且已经被信徒的香火熏得漆黑一片，字迹难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蕃会盟碑或称长庆会盟碑。因为公主们的远嫁，藏王和唐朝皇帝成了外甥与舅舅的关系，所以这块碑又被称为甥舅和盟碑。自从这次盟誓以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纠纷基本结束。这部分是因为盟约的作用，另外更重要的是，吐蕃王朝在那时已开始由强盛步入衰弱，随后吐蕃王朝瓦解，西藏高原上又进入了大约400年的部落割据时期。

二、死在西藏的宋朝皇帝

宋朝是我们历史上文化最发达而军事最疲弱的一个大王朝。宋朝的皇帝也非常可怜，做了异族俘虏死在他乡的就有三位。大叫都知道北宋徽钦二帝的故事。那两位皇帝在 “靖康之难”中被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金国俘虏，最终死在了草原上。但他们与西藏并没有太大关系。这里要说的是在南宋末年，那两位客死他乡的皇帝的后代，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又成了蒙古人的俘虏，被押送到了离我所在的亚东县不远的西藏萨迦县，并最终死在了那里。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宋朝的疆域不像唐朝那么大，与远在西藏高原各部落直接冲突较少，并且此时吐蕃王朝已覆灭，西藏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各部落已无力骚扰中原。但宋朝发达的文化还是很令西藏羡慕的，大宋开国不久，原吐蕃帝国的一个部落首领的后裔在以今天的青海西宁为中心的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以藏族为主体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权。该部落首领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并乞官职。公元1032年，宋仁宗封其部落首领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并给以优厚的俸禄。其后该部落的首领几代都由大宋封官任职。

北宋的主要敌人是辽和西夏，西藏那时不仅无力进犯中原，还和北宋有良好的合作。从公元11世纪开始，北宋在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西康等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的政策，以对付西夏的入犯，增加防卫力量。宋朝军队从藏族部落中招募了很多弓箭手，还在今天的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垦种。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以及陕西一些地区的大宋专设市场上进行，开始了尔后数百年藏区马匹与汉区茶叶的经常固定交易。

但到了南宋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元朝与西藏的故事后面再讲，这里只是告诉大家西藏地区先于南宋王朝被蒙古征服，并且蒙古人把藏区的政治中心从拉萨搬到了今天位于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县。而这萨迦县后来就成了南宋末代皇帝赵显的葬身地。

南宋与元朝的故事我们都已知道很多。金庸大侠的武侠小说中写了郭靖黄蓉夫妇领导南宋军队与蒙古人在襄樊城的大战的故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的故事，他在死前留下了千古名句《过伶仃洋》，并且把南宋末代宰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跳海的故事作为南宋灭亡的标志。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还有一位南宋末代皇帝死在了西藏呢？南宋有几个末代皇帝，那个是正宗嫡传的呢？

这件事需要从1274年正直盛年的宋度宗早亡说起，宋度宗死后，他的年仅四岁的儿子赵显，在宰相贾似道的扶持下登基做皇帝，这就是宋恭帝，年号德v。四岁的赵显不能亲政，就由祖母谢太皇太后、母亲全太后垂帘听政，但军国大权实践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当时元朝大军已经消灭了金朝，征服了北半个中国。金庸大侠笔下的襄樊大战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因为襄樊是元军南下的重要通道。不幸的是郭靖大侠虽武功天下第一但并未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蒙古人在赵显登基的当年就占领了襄樊，之后渡过长江向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进发。谢太后一面在全国通令“勤王”，一面向元军乞和。势如破竹的元军逐一击破南宋各地的防线，相继占领了长江中游地区。1275年，赵显登基的第二年，贾似道集中南宋最后的军事力量，共3万大军，在安徽芜湖与元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惜很快又被元军击败，谢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赵显认为贾似道对战败负有责任，处死了贾似道以谢国人，但此战消耗了南宋最后的军事力量，南宋灭亡的形势已经不可避免了。

1276年，元朝将领伯颜率领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朝廷求和不成，只好向元军投降，由谢太皇太后抱着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赵显出城向元军投降。这本来已经标志着南宋灭亡了。但南宋的一些大臣无法接受灿烂的中原文明将被野蛮的游牧文明统治，我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誓死做最后的抵抗，他们和杨太妃等保护皇家宗室赵g、赵m等南逃，成立流亡政府继续抵抗，并在1278年拥立7岁的赵m为皇帝。顽强的抵抗在赵显投降后又持续了三年，最后在1279年被元军逼的走投无路，陆秀夫背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m（在位一年）跳海而死，南宋灭亡。

显然宋恭帝赵显是嫡传的宋朝皇帝，他虽然年幼，但只要他活着就依然是宋朝的象征，依然对元朝是一个威胁。忽必烈为招徕南宋文臣武将，封他为瀛国公。1289年，忽必烈将19岁的赵显送到了西藏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萨迦县萨迦寺学佛。赵氏皇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优良基因是代代相传的，他伴着青灯黄卷、晨钟暮鼓，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末代皇帝成了著名的高僧。赵显还学会了藏文，翻译了深奥的佛教逻辑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并曾任总持，改名为合尊法宝。1323年，这位年过半百的高僧修行之余发了思乡之情，他在萨迦寺中题了一首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林和靖是宋朝诗人，蒙古人一看，此诗咏林和靖，那就是在借题发挥，表明其怀恋故国，以此诗煽动人心。这给了蒙古人大兴文字狱的借口，这位才华横溢的南宋末代皇帝有口难辩，最后被赐死，终年53岁。

宋朝的赵氏皇族虽然出身于武将，但赵匡胤的子孙们在军事上再无大的建树，倒是在文化艺术上的造诣远远超过其他王朝。伟大的画家赵佶死在了塞北，可怜的赵显即使成为了精通佛法的一代高僧，仍然还是死在了与赵宋王朝没有多大关系的遥远的西藏。

三 蒙古和西藏到底谁征服了谁

前文已经提到，1297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标志着南宋的灭亡，这时蒙古在北方崛起已经接近一个世纪。1206年成吉思汗就统一了蒙古草原，成为蒙古各部的领袖，此后就开始了蒙古的对外武力扩张。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蒙古灭金，使原属西夏和金的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相继归顺蒙古。而此时的西藏在吐蕃王朝覆灭后已经分裂了300多年，蒙古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强烈的震撼了西藏各地的政治宗教首领们。于是一部分西藏地方首领遥相归附。而蒙古人虽然善于驰骋荒漠，但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也使蒙古人不愿冒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于是成吉思汗产生了利用藏人来帮助他统治西藏的想法。被蒙古消灭的西夏王朝与西藏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一直有着密切往来，而萨迦派在当时又是西藏地区颇有势力的教派之一，因此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希望通过笼络宗教势力来征服西藏，遂派人送信给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表示蒙古尊崇佛教，并邀请喇嘛高僧到蒙古传法。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将甘肃、青海地区划归他的儿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为了进一步控制西藏，公元1239年曾派大将多达率军西征入藏，多达进军西藏途中不再采取蒙古人一贯的屠城政策，对沿途对自动归顺和纳款的人不再加以伤害，并让其首领官员依旧管理地方，而对进行抵抗的人则用武力镇压。多达的两手结合，使得大多数地方势力纳款归附，1年之内多达就顺利地将蒙古骑兵开到了拉萨。多达的这次出征，采用武力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将全藏纳入统治之下后，按照王子阔端的命令，在西藏对各派高僧进行了考察，并写信向阔端报告说在西藏各派宗教势力中最精通佛法的是萨迦班智达。阔端认为虽然多达此次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但蒙古军队长期大量驻扎西藏仍面临巨大困难，于是决定采用佛教领袖来统一和治理西藏。1244年，他派专使送信给萨迦寺，召请当时德高望重的著名喇嘛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与他相会。

素有重新统一西藏的雄心的萨迦班智达见信后，认为这是一个依靠蒙古人的力量称霸藏区的好机会。于是他派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时年10岁）和恰那多吉（6岁）先行出发赶到凉州，以向阔端表达自己的归顺和忠心。然后萨班以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通告，让大家认清形势，接受自己的统治，其实也就是蒙古的统治。在获得藏区各派势力的归附后，萨迦班智达于1246年，在其65岁高龄时代表全藏各部抵达凉州，向阔端归附。自此，从军事上看蒙古人对西藏完胜，也使分裂400年的高原重新归于统一。但是，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从军事角度看，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前文也提到蒙古仅派多达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战争就使藏区全境归附。因为西藏有高原的天险，今天西藏驻军的后勤保障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年的蒙古大军进藏更不是易事。西藏的归顺也不是完全靠军事征服，而是通过西藏萨迦派的首先归顺实现的。当时元朝向西藏只派驻了少量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

但是，那时的萨迦政权并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撒加政权有相当高的自制权，更是因为萨迦派高僧，第五世祖八思巴在宗教和文化上给蒙古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西藏人在文化上征服了蒙古人。当时的蒙古虽然在军事上非常强大，但在文化上依旧非常原始，比藏文化要落后的多。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自己的宗教，这对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统一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蒙古人就向当年的松赞干布学习，引入佛教作为国教，从而在精神上实现全民族的统一。

八思巴是元朝第一位皇帝忽必烈的老师，此后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之后，忽必烈之所以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之人手中确保控制。

萨迦是整个元朝时期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文化中心，今天是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县。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他不仅因为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在这里学佛而著名，同时也因寺内现存大量元朝时期的文物，在佛教界有第二敦煌之称。“萨迦”系藏语音译，意为灰白土。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1034-1102）发现奔波山南侧的一山坡，土呈白色，有光泽，现瑞相，即出资建起萨迦寺，逐渐形成萨迦派。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来涂抹寺墙，所以萨迦派又俗称为“花教”。

八思巴是萨迦派第五世祖，1253年，19岁的八思巴已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他去北京谒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当时还未登基，当时蒙古汗王蒙哥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命忽必烈主持佛道两派辩论并判定两派优劣。于是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八思巴为首组成。该辩论大赛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其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从此，藏传佛教成为蒙古的国教。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研习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八思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依照藏文３０个字母创制的新文字由４１个字母构成，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英年早逝，享年４６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的帝师制没有改变，帝师职位一直由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如八思巴后由其弟仁钦坚赞担任帝师，之后，由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帕拉热噶斯塔任帝师，其后帝师由益西仁钦担任，总共产生过十几位帝师，帝师制随著元朝的灭亡而终止。

虽然帝师制在元朝灭亡后终止，但藏传佛教成为蒙古民族的主要宗教却时代传承下来，今天在内外蒙古各地仍随处可见藏传佛教寺院。因此，西藏和蒙古到底谁征服了谁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四 承受不起西藏朝贡的明朝皇帝

蒙古人只在北京坐了不到100年的皇帝就被朱元璋打跑了。与蒙古人只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战争就占领了西藏相比，大明王朝的战略更为高明，明王朝并未对西藏用兵，只是通过打败西藏人的旧主人蒙古人就成了西藏的新主人。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时称应天）称帝，建立了大明朝。朱元璋登基当年就派明军北伐，很快攻陷了元朝首都北京，元顺帝逃往塞北大漠。1370年明军又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区战胜了元军，并占领了元朝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此同时，明军另一路攻下元顺帝所据的应昌府，元顺帝不久病死。在消灭了元朝的大部分军事力量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联络，对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加以安抚，承认他们的固有地位，但需要上交元朝封赐的旧印，由明朝重新任命并颁发新印。1372年，元朝最后的一位帝师喃加巴藏卜率先归顺明朝，明朝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一颗。喃加巴藏卜还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卫藏地区的旧官员100多名，明朝都分别授给他们各级官职。至此，元朝的藏族首领陆续顺应形势归附明朝。因此，明朝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明朝和西藏的关系和元朝对西藏的关系又有很多不同。比如明朝和藏区之间没有元朝那么多的文化交流。再者，明朝虽然沿袭元朝利用和扶持佛教的政策，但与元朝只推崇萨迦一派的作法不同，而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即对有实力的佛教各派领袖人物都赐加封号，明朝共敕封过三大法王和五个王，史称“明封八王”。但最大的区别可能是诞生于江南富庶之地的大明王朝对远在万里之外的荒芜的西藏并没有文化上的仰慕，也没用物质上的需求，因此并没有大兴趣认真经营，西藏名义上的归附已经使大明皇帝满足了。

朱元璋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只是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他只想把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内地经营好，并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因此整个明朝的对外态势基本上内守的。比如朱元璋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就有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皇室的内守心态。

而西藏人对明朝的归顺其实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投机行为。明军赶跑了蒙古人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力也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而他们归顺明朝后对明朝的朝贡，则简直是一种只赚不赔的市场行为。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在西藏封了一大堆王，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他们认为这样既在名义上坐了老板，还不用发工资，而且这些臣子也不会再象唐朝时的吐蕃王朝一样时常进犯中原。实际上在明代，西藏也确实没有对中原进行过军事骚扰，但那主要是因为对佛教的普遍信仰使藏族已组织不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些臣子们的朝贡却成了大明王朝的另一个负担。

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有。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于“中央帝国”，那么能靠什么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既对来朝贡的番邦给予物质上的更高价值的回报。比如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朝明确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朱元璋说：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东西，要他们来进贡只是让他们表示对我们的尊重而已。所以追求的不是经济价值而是政治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除了马匹外，就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而对西藏朝贡者，明朝均给予了五星级的国宾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明朝军队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国宾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的价值给予加倍的赏赐。

明朝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是西藏地区最珍贵的物品。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

于是西藏对明朝的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 使藏族人把入朝进贡当成了不仅免费而且有利可图的旅游，这使西藏入贡队伍日趋庞大。当时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早已被汉族统治多年的藏族地区部落，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西藏的藏族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朝皇帝再好面子也架不住银子的不断流失，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皇帝限制地方上贡的规定。明朝皇帝规定藏族人不够级别的不许上贡，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上贡一次，且每次来的贡使不能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如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就没能执行下去。贡使团人数有一团达到了1470 人之多。

当然，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GDP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的，花点钱赚了面子，保了太平也不是什么大事，可能比调遣大军进行军事征服花的钱还是要少得多。但是，明朝后期，内忧外乱是明朝皇帝更顾不上远在天边的贫瘠的西藏了。于是，西藏实际上又被盘踞在西北的蒙古和硕特部军事上控制了。

五 清朝皇帝在西藏的巧妙经营

今天我们去拉萨参观布达拉宫，在进入宫殿时，我们都只能走左侧的楼梯。这是从清朝传下来的规矩，中间的楼梯是只能留给达赖喇嘛和清朝的驻藏大臣走的。而且清朝还常年在西藏驻有军队，不仅是驻军，清朝二百多年中，清军在西藏的历次大小军事行动保持着全胜的战绩，即使在疲弱的晚清时代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历代王朝中，清朝对西藏的管理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崛起于东北万里之外的满族人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力气经营荒芜的西藏高原呢？答案与元朝时相似，西藏发达的佛教对清王朝统治中原有巨大的文化利用价值，此外西藏与蒙古的联系对满清王朝还有巨大的军事价值。

李自成是在1644年打进北京城的，明朝最为勤政的崇祯皇帝悲剧的吊死在景山上宣告了明王朝的结束。明朝末年的内忧外乱使明朝对西藏连名义上的统治也早已无力顾及了，此时的西藏怎么样呢？其实西藏自从吐蕃王朝覆灭后其后再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再次统一过，中原地区朝代的更迭对西藏来说只不过是来了老虎赶走了狼，在明朝无力顾及之后西藏先是被藏西北部落的藏巴汗控制，后来又处于了蒙古和硕特部的军事控制之下。

清朝是由人口很少的满族人凭武力征服中原建立的。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没几天就被满族人赶出了北京。当时入关的满族人只有区区二十万，而中原汉族人口已经过亿。满族人以强悍的战斗力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后，如何以其少数人口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成立一个最大的问题。满族人对汉人实行地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为了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满族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以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比如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就是蒙古人。然而满族人对先期被征服的蒙古人也并不放心，满清皇帝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族人必须能牢牢控制住蒙古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精明的满清皇帝把目光转向了已经被蒙古人实际军事控制的西藏。因为八思巴的贡献，自从忽必烈大兴藏传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在蒙古势力帮助下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即我们所说的黄教，逐渐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教派，格鲁派活佛达赖与班禅也开始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满族人于是开始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所以有蒙古八旗），再借助藏传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为了控制蒙古人，满族人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族人。

为了经营西藏，精明的满清皇帝使用了安抚拉拢、分化离间、强力的军事行政介入等多种手段。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藏传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并对达赖喇嘛采取了二人平起平坐极高礼仪。西藏人后来因此而认为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包括后来在承德建外八寺，在北京建黄寺都是为了拉拢西藏的宗教势力，利用藏传佛教来控制蒙古。今天北京的黄寺就是当年为接待达赖喇嘛进京而建的行宫，而雍和宫实际上起到了清皇室与西藏宗教领袖的联络处的作用。 其实在入关之前，满族人是有自己的民族宗教的，即萨满教。今天在故宫里还有萨满教供奉的场所。但萨满教只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简单说就是对一切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都畏惧、都崇拜。这和具备完整的、高深的哲学体系，今天已经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的藏传佛教相比无疑是落后很多。因此满族皇帝改信藏传佛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进步。

清朝对藏区的离间分化也一步步取得了胜利。藏区在明朝时即已实际处于蒙古和硕特部的军事控制之下。在蒙古军队的支持下，15世纪由佛学大师宗喀巴所创建的格鲁派，此时已在西藏各教派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清朝皇帝根据当时西藏实际情况，一方面封和硕特蒙古领袖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慧敏固始汗”，让他以汗王身份代表清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另一方面则给予黄教领袖以崇高的荣誉，先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在达赖的势力扩大稳定后，又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以与达赖集团的势力抗衡。从此确定了“达赖”、“班禅”两系传承的名号和他们的宗教领袖地位。并最终利用蒙古汉王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派军队进入了西藏，消灭了蒙古汗王的势力，建立藏族人的噶厦政府，进而扶植达赖实现政教统一的体制。并开始派驻驻藏大臣，作为清朝皇帝的代表，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行政干预。从 1727 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 年，从未间断。驻藏大臣与藏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具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在布达拉宫中，中间的楼梯只有达赖和驻藏大臣可以走。

另外，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尼泊尔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了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仍在拉萨驻有一只在全藏区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即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部将仲颖所率领的2000多名川军将士。即使到了清朝末年，在世界列强面前已经脆弱不堪、屡战屡败的清朝军队，在西藏也依然战无不胜，保持了对西藏的强大军事控制。

六、达赖与班禅及活佛转世制度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初到西藏时搞不清达赖和班禅两位大喇嘛的关系，对藏传佛教中神秘的活佛转世制度也充满好奇。在读了一些书后我心里大概有了一个概念，在这里试试看能否说得清楚。

首选，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中今天势力最大的格鲁派，即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的称号，也是整个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两大活佛系统的称号。

“达赖喇嘛”是蒙古语和藏语的合称。“达赖”意为大海；“喇嘛”意为“上师”。达赖喇嘛的意思是“智德深广犹如大海能包容一切的上师”。在西藏佛教中，达赖喇嘛被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梵语和藏语的合称。意为“大学者”。在藏传佛教中，班禅活佛被看作是无量光佛的转世。

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从第一世开始就有的，而是始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l543一1588年），前二世都是追认的。索南嘉措在他年仅3岁时就被作为根敦嘉措活佛的“转世灵童”，进入哲蚌寺学佛。1578年，索南喜措应邀到青海会见当时占据那里的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俺答汗，索南嘉措向土默特部宣讲佛法，劝俺答汗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两人惺惺相惜，当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并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个第彻辰汗”，大意为“聪明智慧的转轮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在显密两教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学问如大海一样的超凡入圣的大师。”这就是达赖喇嘛称号的开端。

清朝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在顺治帝邀请下赴京，受到顺治皇帝的优厚款待。第二年在他返藏途中，顺治皇帝派人送去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前一半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永乐帝册封噶举派的得银协巴为大金法王时所用，后一部分则是沿用了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尊号，自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封号才正式确定。此后历世达赖转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为有效。

以“班禅”作为历代转世活佛的称号出现较晚，形成于17世纪。是从第四世班禅，扎什伦布寺的大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开始的。明朝末年，对西藏实际军事控制的是藏巴汗，藏巴汗是西藏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的世俗贵族，不信仰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发生了很多矛盾。罗桑却吉坚赞在朝崇祯十四年邀请了信奉格鲁派的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率军进藏，扶持格鲁派。固始汗率军重新统一了西藏各部落，并杀死了藏巴汗，但固始汗来了就不走了，实际上形成军事占领。为了巩固他在西藏的统治，固始汗于1645年赠给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称号，自此以后，班禅这个原来后藏地区习惯上用来称呼学问渊博的高僧的“班禅”称号，便成了历代扎什伦布寺转世活佛的专有称号。“博克多”是蒙语，是对智通双全的英勇人物的尊称。于是罗桑却吉坚赞成了四世班禅（前三世也是追认的）。18世纪初，由于六世达赖的兴废问题引起了蒙藏地区局势的动荡。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与五世达赖的总管桑结嘉措矛盾激化。1705年杀死了桑结嘉措，次年又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遭到各种势力反对。康熙皇帝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派员入藏，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正式确认他的宗教地位。此后历世班禅也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才算有效。

说完这两个活佛称号的来历，我们再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得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说起。

佛教是从吐蕃王朝时期进入西藏的。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时，赤足公主带来的嫁妆里有一尊释迦摩尼的8岁等身像，松赞干布为此建了大昭寺供奉；文成公主进藏时又带来了释迦摩尼的12岁等身像，松赞干布又建了小昭寺供奉。其后松赞干布又派人到印度取经，并请印度的僧侣到西藏传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莲花生大师，由此佛教开始在藏区兴盛。由于对佛法的不同理解，藏传佛教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教派。到元朝时因蒙古的介入萨迦派成为势力最大的一排，萨迦派的八思巴大师还成了忽必烈的老师，并给忽必烈受戒。到了元末明初，萨迦派已经没落，萨迦政权已经瓦解，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为争夺权势进行着长时期的征伐。由于戒律废弛，一些教派的上层人物享有很多特权，拥有大量的财富，穷奢极欲，纵酒贪色，生活放荡，完全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在这种形势下，宗喀巴领导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并创立了格鲁派。宗喀巴做为一个造诣很深的佛学大师，为重新振兴佛法，周游四方，讲经传法，吸收门徒，并提出宗教改革的主张。宗喀巴要求憎人遵守戒律，严禁僧人娶妻生子等，主张学经要注重修习次第，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先显宗后密宗，先闻思后修习等。由于宗喀巴和他的门徒都带黄色僧帽，因此格鲁派也被称为黄教。

在基本理清楚达赖和班禅的关系后，再来看看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藏传佛教在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教派，活佛转世制度是由噶玛噶举派创始的。因为噶玛噶举派的僧帽是黑色的，因此也被称为“黑帽派”。活佛转世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黑帽派”，到13世纪成为一种制度。“黑帽派”转世活佛的名号称为“噶玛巴”，到目前为止，已有17位噶玛巴转世，亦即17世噶玛巴，它也因此成为西藏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活佛系统。

活佛转世观念与佛教的生死轮回的教义有关。藏传佛教认为，只有刻苦修行的有道高僧才能在死后依然转世为人。活佛转世最初的目的是确定寺院的首领，因此，自从“黑帽派”开创活佛转世以后，迄今为止，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大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的达赖和班禅系统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那么，这两个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是怎么出现的呢？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去世后，格鲁派的领袖由他的几位弟子依次担任。宗喀巴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即一世达赖去世前，宣布自己将转世。4年后，人们给他找了一位转世灵童，名叫根敦嘉措。因此，达赖系统开始接受活佛转世的时间比最早的“黑帽派”要晚2个世纪。但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系统，由于一直受到蒙古汗王或清朝皇帝的支持或册封，而成为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前文说过班禅的称号也来自蒙古汗王，在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四世班禅罗桑曲吉坚赞去世。五世达赖感念其教诲的师恩，决定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从此开始了格鲁派的第二个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开始出现。

由此，我们看到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关系，虽然班禅转世系统实际上比达赖转世系统要晚出现100多年，但是，他们都源自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一世班禅还是一世达赖的“师哥”。当四世达赖罗桑曲吉坚赞保住了达赖的传承后，他们联合清朝，赶走了蒙古人，获得西藏的统治权，其后五世达赖又开始了班禅系统的转世传承。

由于达赖和班禅都是朝廷正式册封的，因此这两个活佛系统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活佛转世系统。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也不会超越其他活佛系统，位居最高的地位。也可以说，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是借助中央政权的支持，才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清朝册封两个活佛系统，也有互相牵制的意思。

以上是从历史和佛学的角度看活佛转世系统，如果从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斗争史观出发，活佛转世还有另外一些故事。

自从有了转世灵童这个传统后，一些有权势的人，经常暗中操纵，他们利用贿赂等手法，让转世灵童的认定有利于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代转世灵童都出于一个家族的现象，也出现过同时找到几个转世灵童争执不下的情况。针对这种舞弊现象，1793年，乾隆皇帝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乾隆皇帝制作了一个金瓶子，派福康安将军，就是金庸大侠书剑恩仇录和琼瑶阿姨还珠格格中都提到过的那位福康安，借进军西藏驱逐尼泊尔入侵的机会将这个瓶子带到了拉萨。从此，活佛死后要根据其死前的指示或某些迹象找出多位符合条件的转世灵通，然后将这几位灵童的名字写在签子上放在金瓶中，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抽出一位，成为转世灵童的正选。这种办法较好地避免了活佛转世的徇私舞弊现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仅仅适用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对于其他活佛转世也可以使用。

虽然达赖与班禅被追认的源头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一世班禅还是一世达赖的师兄，应该说历史源头的年代相差并不多，但是，经过400多年的传承，到目前，达赖已经传了14世，班禅只传了11世。为何会有这种差别？这是因为达赖位于拉萨，是整个藏区的领袖，更容易陷于世俗权力争斗。历史上的达赖喇嘛大多年寿不长。前13世达赖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如果去掉2位追认的达赖，11位正式达赖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其中最短的只活了11年。达赖“亲政”的年龄是18岁，但是，好几位达赖喇嘛没有活到“亲政”的年龄，或刚过“亲政”年龄不久就“意外”死亡了，大都是争权夺利的结果。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出生于1935年，是最高龄的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