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8日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欧洲动脉粥样硬化学会(EAS)首次携手发布了欧洲首个血脂异常管理指南。这个指南主要依据既往的血脂治疗(主要是他汀类药物治疗)循证医学试验及2010年胆固醇试验共同研究组(CTT)研究。2010年CTT研究对共纳入170，000受试者，对26项样本量大于1000例的随机临床试验进行了荟萃，结果证实无论基线LDL-C水平如何，用他汀治疗，每降低1mmol/L(38.7mg/dl),可使主要血管事件(心脏病发作，缺血性卒中)年发生率降低约20％，并没有发现LDL-C低限的阈值。结论是LDL-C下降幅度与主要血管事件下降百分比相关，LDL-C低一些好一些。根据这些实验结果，该指南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以往指南做了较大的改变。

　　1， 取消“血脂合适水平”的描述，强调根据危险分层指导治疗策略;既往的指南均有血脂的“合适水平”，所以医生和病人常常要根据化验单来决定是否要治疗及需要治疗的强度。而新指南取消了这一点，根据病人的危险分层来决定。比如病人是冠心病，那就是极高危，不论你的LDL-C是什么水平，都要给予他汀进行调脂治疗。

　　2， 干预靶点多样化，但LDL-C仍是首要目标，HDL-C不作为干预靶点;新指南虽然提出多个干预靶点，如apoB;H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但大量的证据表明LDL-C是目前干预的首要目标。从流行病学资料看升高HDL-C有利于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但一系列升高HDL-C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如烟酸，CETP抑制剂)并没有获得血管事件下降的阳性结果，所以目前还不能把HDL-C作为一个治疗靶点，但LDL-C是评估危险分层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极高危人群界定更加宽泛，LDL-C目标值更低;以往指南仅把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及糖尿病合并冠心病作为极高危人群;而新指南把极高危人群界定的更加宽泛，如：①通过侵入或非侵入性检查(如冠脉造影、核医学成像、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超声发现颈动脉斑块)诊断的冠心病、陈旧性心梗、ACS、冠脉血运重建(PCI或CABG)、其他动脉血运重建手术、缺血性卒中、外周动脉疾病(PAD)②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合并靶器官损害(如微量白蛋白尿) ③中重度CKD(GFR<60mL/min/1.73m2) ④SCORE评分>10％ 。首次将中重度慢性肾功能不全(CKD)病人列入极高危。对极高危患者要求将LDL-C降到<70mg/dl和或从基线水平降低>50％。高危病人为单项危险因素显著升高(如血脂异常和重度高血压)
及SCORE评分<10％但≥5％。

　　4， 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但对高危/极高危人群启动药物治疗更积极;新血脂指南仍然强调生活方式改变是基础手段，但对极高危病人可以立即开始他汀治疗，而不是根据LDL-C的水平来决定是否需要治疗。

　　5， 针对不同临床情境提出更具体的治疗建议;指南强调他汀的获益与他汀的种类无关，仅与他汀的降脂幅度相关，如一个冠心病病人，我们要考虑使用什么他汀或多大剂量能达到指南要求的水平，使LDL-C降幅>50％。如有肾功能不全可以使用不经肾脏代谢的他汀。

　　我国目前心脑血管发病率逐年上升，已超过肿瘤成为死亡率第一位的疾病，而在未来的10余年中，预计发病率还会上升30％。从欧美的经验来看，积极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戒烟)，控制高血压，规范药物治疗，对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积极使用他汀对控制心血管病发生率和死亡率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他汀使用率极低，最新的研究PURE研究始于2002年，于2011年在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累计入选17个高、中、低收入国家的15400例成年患者(年龄35-70岁)。中国作为中低收入国家贡献了约一半的病例。即使像阿司匹林这样既廉价又普通的药物，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使用比例也相差7倍之多，而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差异则高达20倍。非洲和中国人群中他汀的使用率分别仅为1％和2％，而北美和欧洲人群的使用率则为52％。这个调查人群是已确诊的冠心病和脑卒中病人，主要是社区调查。我们在临床经常看到“二进宫”的病人，就是已经因ACS放了支架，但停了他汀的治疗，因为医生看到化验单血脂不高了，就不强调病人服用他汀。支架并不能治疗动脉粥样硬化，而他汀类药物是抗动脉粥样硬化的首要药物，目前认为要终生服用。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是他汀类药物肝毒性较大，病人不愿意用，其实他汀引起肝损害极其罕见，最新的美国FDA对他汀药物的标签做出了更新，只要用他汀前肝功能是正常的，用后不须常规监测肝功能。认真领会新指南的核心精神，改变我们的观念包括医生和病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