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思想和理论是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而初步形成的。中医心理学把精神活动分成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类型,称之为七情。精神活动定位在心，而“心主神明”是通过心对五脏系统的调控作用而实现的，五脏的气血和调是精神活动得以维持的基础，气血和调则七情和谐，五脏功能异常，则可出现过度过久的七情变化，即因病而郁。反之七情的异常还可影响脏腑的功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即因郁而病，由此可见精神活动和脏腑功能联系之密切。

　　1、情志相胜理论的基本雏形

　　情志可以致病，而调情志又能治病，从《内经》开始，医家就运用这样的方法至临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阐述了情志相胜心理疗法治愈疾病的的基本原理。

　　郁证之“郁”有郁闷、忧郁的含意，属于精神活动的一种。可以采用情志相胜的方法加以调理。

　　《医方考》指出：“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隋代名医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出：“病有生于风寒暑湿、饮食男女，非心病者可以针砭汤药去之;喜怒忧思伤神为病者。先须以理清神明性，去喜怒忧思，然后以针药裨而助之”中医用情志相胜法治疗情志疾病由来已久。

　　2、金元时期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发展迅速

　　朱丹溪在治疗情志疾病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对郁证论治尤有见地，他在《脉因证治・七情证》中说：“怒为呕血飧泄，煎厥薄厥，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筋缓，怒伤肝，为气逆，悲治怒。喜为笑，毛革焦伤，气不收，甚则狂，喜伤心，气为缓，......思为不眠，好卧昏瞀，三焦痞塞，咽喉不利，呕苦筋痿，自淫，不嗜饮食，思伤脾，为气结，怒治思。恐伤肾，为气不行，思治恐。”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朱丹溪首先继承了《内经》关于情志致病机理的基本观点，进而结合临床实践详细描述了情志异常导致脏腑病变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受五行制胜原理的启迪，朱丹溪在“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基础上创立了多种情志相胜的以情胜情方法，治疗情志之偏致病[18]。

　　在临床实践中朱丹溪亦善于运用心理疗法。他曾治一人因忧患病，咳吐血，面色黧黑，药之十日不效，谓其兄陈状元曰：“此病得之失志而伤肾，必用喜药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地处之，于是大喜，即时色退，不药而愈。在此案中，朱丹溪采用情志相胜的治疗方法，以喜治悲，火克金而治愈。又治一女子因思病不食，面北卧者且半载，因事大怒而病反渐愈。《丹溪翁传》曰：“前者为喜胜悲，后者为怒治思，则诸郁得解。”，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自定行气开郁的“越鞠丸”流传沿用至今，仍然是临床调治郁证的有效方剂。

　　张子和是一位杰出的中医心理治疗大师，他注意到临床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情志有关。其心理治疗医案记载于《儒门事亲》并流传至今，从传统中医理论分析和现代心理治疗方法评论来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情志之郁，治则涉及疏肝理气、苦辛通降、乎肝熄风、清心泻火、健脾和胃、活血通络、化痰涤饮、益气养阴等法，用药清新灵活，颇多启发，并且充分注意到精神治疗对郁病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

　　3、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在明清时代成熟

　　临床各科医家对七情病因病机更加重视，现存文献中对情志疾病都有论述。张景岳在《类经・会通类》中专设“情志病”一节，《景岳全书》中也对情志病的病因病机及其诊治均有论述，并指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去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