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性肝癌（HCC）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位居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六位，每年新发病例626,000例[1-2]，其中半数以上发生在我国。目前外科手术切除和肝移植术是HCC的根治性治疗方法，其5年生存率分别为31-56％和50-71％[2,4,5]，但由于HCC患者肝功能不全、血管易受肿瘤侵袭和肝脏供体稀缺，故仅有25％的患者有外科手术的可能。虽然射频和无水乙醇注射的疗效接近外科手术，但也仅限于少数单发肿瘤直径<4cm的HCC。对于大多数不能手术的HCC，动脉内化疗栓塞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首选的治疗方法，Meta分析其可延缓肿瘤进展和血管侵袭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中位生存期为11.2-29.8个月，5年生存率9.0-21.2％[6-9]，而对于肝功能Child-Pugh分级C级的HCC和门脉主干有侵袭者则不适合。目前外照射治疗 （External radiation therapy）联合TACE治疗进展期HCC，虽然2年生存率为10.2％-53.8％[10-12]，尤其是对门静脉癌栓的HCC疗效显著，中位生存期达到5.3-9.7月，但是在3周内若全肝累积外照射剂量达到28-35Gy时，则有>5％的风险致肝脏和相毗邻的脏器如胃、十二指肠和肾脏功能损害[3，13]，因此限制了临床应用。

　　近年来以肝动脉内注入放射性药物，如131I-碘油和90Y微球，使放射性核素选择性滞留在肝肿瘤组织内而正常肝组织低于耐受剂量的内照射治疗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得到了发展[14，15]。其中以HCC相关抗原为靶向，利用抗原和抗体特异性结合使放射性核素靶向聚集于肿瘤局部病灶的放射免疫治疗（radio immunotherapy，RAIT）尤其受到重视[16-18]。Godenberg等于80年代首先将放射性核素131I标记的CEA抗体用于HCC的诊断和靶向治疗，开创了HCC治疗的新时代[14]。其中以HCC相关抗原为靶向的131I-hepama-1单抗和131I-铁蛋白多抗RAIT的研究表明，有>30％的HCC缩小后获得切除，3年生存率25％-34％，但仍需联合多种治疗，如外照射、化疗和肝动脉结扎[16-22]。

　　肝癌TACE治疗技术不断进步，疗效逐步提高，为许多肝癌患者提供了及时治疗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但TACE治疗并不适用于所有肝癌病例，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TACE后大多数肿瘤坏死不完全， 需要反复多次的治疗。研究表明TACE术后手术切除标本病理示大多数瘤灶的周围仍有残存的成活肿瘤细胞[23]。反复多次TACE术后患者的肝功能容易发生不同程度的损伤。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TACE疗法的肿瘤坏死范围，使其能有效地治疗中、大肝癌，扩展其适应证呢？为克服这些难题，国内外正在尝试将TACE与其他治疗手段联合应用的探索，如与热消融技术并用进一步杀灭残癌，遏制病情发展；局部应用化疗药物或造成缺血缺氧状态，与瘤内无水酒精注射并用以改善局部疗效。

　　放射免疫治疗（RIT）是将放射性核素标记抗肿瘤抗体注入体内，利用抗体与相应的肿瘤抗原特异性结合的靶向作用，把放射性核素携带到肿瘤部位，通过放射性核素衰变过程中发出的射线对周围肿瘤细胞DNA造成损伤，最终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它被通俗地称为“生物导弹”，具有靶向性好、毒副作用小等优点，是一种内照射治疗方法[24]。但由于肿瘤细胞具有异质性及抗原调变；抗体与其他组织的特异性及非特异性结合而影响了与靶抗原的结合效率；因肿瘤血管屏障、抗体穿透性差导致抗体最终到达肿瘤内的剂量太小等因素而影响了疗效。据报道在人体中注射抗体仅有0.001-0.01％能进入肿瘤内部，由此结合的放射性核素产生的射线无法清除常见的肿瘤。提高放射性核素标记的抗体与靶抗原结合的特异性和亲和力，以及创造大量的结合靶位点使抗体大量有效地靶向肿瘤组织，是放射免疫治疗成功治疗肿瘤的关键。　　131I-chTNT为放射性碘[131I]标记的用基因工程方法由NS0细胞生产的嵌合型肿瘤细胞核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当中chTNT分子量约为150000道尔顿，131I的分子量为127。抗体能与肿瘤组织的变性细胞或坏死细胞的核膜特异性牢固结合[24]，利用抗体的导向性将放射性核素送到实体瘤的坏死核心，由内到外通过131I的射线摧毁肿瘤。其作用机制及特点有：

　　（1） 靶向性强。50％左右的肿瘤细胞在分裂后很快变性，由于肿瘤内血供不足及巨噬细胞异常反应等，形成大片坏死，这是恶性肿瘤的典型特征。在此过程中细胞膜会出现许多裂隙，通透性异常增加，细胞内染色体三维结构受破坏，产生大量变性DNA单链复合体，这就是131I-chTNT作用于实体肿瘤的靶点，属于非特异性核抗原。

　　（2） 这种靶向作用不受肿瘤病理类型及异质性的影响，它能深达肿瘤乏氧区（约占肿瘤体积的30％-80％），进入变性坏死细胞内，与变性DNA单链复合体牢固结合。

　　（3）131I-chTNT中的放射性核素131I不断发射β射线，射程约2～4mm，能将周围有活性的肿瘤细胞杀死，形成新的坏死区，然后再结合到新形成的变性坏死区，周而复始使坏死区不断扩大，由内向外摧毁肿瘤，加之放射性核素不断积聚可提高内放射治疗效果。

　　（4）特异性高，瘤/非瘤比值高。正常组织细胞膜完整，没有坏死组织，大分子的TNT抗体无法进入细胞核内与靶抗原结合。因此，TNT抗体主要与肿瘤结合。

　　（5）采用人鼠嵌合型单克隆抗体，消除了因鼠源性抗体的免疫源性而产生的人抗鼠抗体反应（HAMA反应），临床上可多次使用。

　　（6）在人体内稳定，其体内分布符合单次静脉给药药代动力学二室模型，131I是131I-chTNT体内的代谢产物之一，游离的碘基苯经尿液排出；

　　（7）使用安全，副作用低，从体内清除快。其主要不良反应为可逆性骨髓抑制，一般为I度-II度，III度仅占15.8％左右。因此，这种新型的肿瘤坏死区放射免疫疗法克服了以往放射免疫治疗的局限性，结合了单克隆抗体的靶向作用与放射性核素内照射对病变组织的强杀伤作用，具有靶向性强、疗效好、副作用低的特点，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25]。

　　Chen[26]等的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131I -chTNT全身给药或局部瘤内注射均是难治性肺癌的有效治疗方法，客观反应率为 34.6 ％，中位生存期为11.7个月，机体耐受性良好。传统静脉给药存在的问题有：

　　1、标记抗体进入血循环，可被血液稀释，被血中游离抗原中和，进入肝脏被肝细胞代谢分解；

　　2、标记抗体难以通过肿瘤血管壁进入肿瘤组织；

　　3、标记抗体进入机体正常组织，与其它组织形成非特异性结合；

　　4、标记抗体进入肿瘤组织需要的时间长，其免疫活性及放射性活度均会有所损失。

　　瘤内直接注射：瘤内注射后，核素标记单克隆抗体不需要经过血液循环，直接进人肿瘤组织， 能在肿瘤组织内扩散，可增加标记抗体在肿瘤内的浓聚，增强肿瘤细胞受照射的剂量， 使更多的肿瘤细胞被杀伤，提高肝癌的导向治疗效果。但是瘤内注射后核素标记单克隆抗体分布不均匀，导致某些局部区域分布过多或过少的现象，从而有可能会导致药剂分布少的区域肿瘤细胞杀死不完全，导致肿瘤的复发或进展。运用介入导管技术经肝动脉行瘤体供血动脉灌注，能减少生物制剂载体体内的破坏， 增加肿瘤区域局部聚集浓度， 且随着血供分布均匀，保证瘤体内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均匀分布，对肿瘤组织的均匀持续内照射，保证疗效。动脉灌注后，大部分药量分布在靶器官内，而分布到全身其他部位的药量很少，肝脏浓度可达全身药物浓度的数百倍，而肿瘤组织内的浓度又是正常肝组织的数倍。通过肝动脉灌注给药和抗体的特异性靶向作用， 将131I放射性核素有选择性地带到肝癌组织并滞留较长时间，131I释放高能β射线，可有效地电离杀伤癌细胞，而且对其他正常组织细胞产生较少损伤，而且通过介入给药，不但可以增加局部药物浓度，而且可以减少HAMA[27]。Zhi-Nan Chen[28]等经肝动脉途径灌注利卡汀治疗无法手术切除肝癌患者，证实该技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率。

　　131I标记肝癌单抗片段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是经肝动脉途径应用亲肝癌抗体片段携带放射性核素131I进行肝癌内照射治疗，是肝癌综合治疗中的新进展。卢武胜[29]等对24例肝癌患者经肝动脉131IHab18F（ ab）2 ，并通过全身SPECT动态显像，观察到肝癌组织中131 IHab18F（ ab ）2明显高于其他脏器，随时间延长，肝癌组织内放射性逐渐浓聚，而正常肝组织放射性逐渐减弱。吴少平[30]等人对30例肝癌患者通过DSA将肝癌的血供类型分为多、中等、少血供类型，然后经肝动脉灌注131I-HAb18F（ab）2发现对不同血供类型的肝癌均有一定的缩小瘤体的效果。

　　由于131I-chTNT仅能特异性结合坏死组织中的核内容物-组蛋白H1/DNA，因此，如能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扩大肿瘤坏死区则能有效地增加131I-chTNT结合的靶点进而发挥其治疗潜能，TACE术恰恰是诱导、增加肿瘤坏死区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