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中和抑郁是神经精神病学最常见、威胁性最大的疾病，尤其是卒中后抑郁高发病率，严重影响了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卒中的预后。因此早在2008年我国神经病学有识之士就提出通过相关系列研究，制定我国自身的卒中后抑郁（PSD）相关因素数据资料库，以加强应对严重威胁我国中老人的这一双重的身心性疾病。由此可知，全社会，尤其是医务人员应积极提高对PSD的重视和应对意识。

　　临床医生应提高认识PSD的严重性 众所周知，脑卒中特点是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我国每年新发卒中患者约200万人（据称是冠心病发病率的5倍），其中70％~80％的致残者不能独立生活。卒中后抑郁（PSD）是卒中后以持续情感低落、兴趣减少、行为退缩为主要特征的心理障碍，总体发生率高达40％~50％，其中15％为重度抑郁，可伴自杀倾向甚至自杀行为。研究表明，卒中后2年是发生抑郁症的高危期，其中卒中后3~6个月是发病高峰。我国一项社区卒中研究表明，卒中后3~4个月的患病率为24％~54％，其中严重和轻度抑郁的患病卒分别为15％~31％和9％；1、2、3年的患病卒分别为55％、19％和29％。另一项小规模研究亦表明卒中后3~6个月是并发抑郁症的高峰（53％）。

　　PSD不仅影响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还增加卒中的死亡率也是不言而喻，有研究表明PSD患者的死亡率是卒中后非抑郁者的3.5倍。

　　提高对PSD的警惕性和早期识别水平  值得提出，卒中患者可能因认知和/或语言及其他显而易见的神经功能障碍，使临床医生对发病隐晦的抑郁症误识或误解以致误诊而贻误治疗，有报告称因种种原因而被漏诊约75％。有权威性资料表明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性发作（TIA）受试者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持续性抑郁受试者未接受适当的抗抑郁治疗，可见当前对PSD患者未能得到适时的抗抑郁治疗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鉴此，临床（特别是神经科）医生应提高PSD的警惕和早期识别水平：①改变惯性思维，务必不得模视或牵强附会地解释患者心身方面发生的异常现象，如不明原因的睡眠障碍、寡欢郁闷、内脏躯体不适等。②要主动耐心听取康复期的卒中患者和/或其陪伴的病情/或有关影响病情的身外（个人、家庭等）事件的叙说，以资早期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及其原因。③认真细致地观察卒中患者心情、兴趣、言行等表现，并作前后（数天或十数日）对比。

　　尽管轻度PSD或其早期的症状隐晦、模糊无特异性，但如能认真倾听、观察，综合分析，大多可能早期发现其抑郁症。值得警惕的是一些PSD早期 可能以躯体不适为首发症状，如疲乏无力不愿配合康复训练，头痛头晕，心悸胸闷或胃肠道症状等。此时需与相关器质性疾病鉴别，切莫肓目作辅助性检查或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治疗。笔者曾见一例典型PSD早期患者，因上述诸多躯体症状而查头颅核磁共振、心电图、胃镜等，继而结论为脑萎缩、“腔梗”、心肌缺血、慢性胃炎等，再一一加用相应药物，可是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确诊为PSD，换用一种抗抑郁药，10余天后患者总体情况显着好转，上述躯体症状消失并主动配合康复训练。患者女儿高兴地说，这一下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足见提高PSD的早期识别水平是多么重要。

　　力推现代医学管理模式落实为临床实践  大脑是神经和精神活动的共同载体。大脑既是生命中枢，统管躯体和内脏机能，也是人们精神（心理或说是灵性）活动的基础，心身是不可分割互动的整体。诸多的临床信息提示，大脑的生理、病理和心理、身体状况密切相关。已有资料表明：PSD发生频率除受脑损伤的轻重与有无脑损伤明显影响外，还与其他因素（环境、经济状况及人际关系等）明显相关，有文章强调其他因素在晚期（12个月）和早期（3个月）抑郁中起到了更重要作用。一份权威性文章提示卒中和/TIA受试者，3个月有抑郁症，但未用抗抑郁药物，至12个月约一半可获缓解。笔者也常见到类似自行缓解的病例，其中大多可追询到促进缓解的因素，如得到满意的工作，解决了婚姻危机或自我心态调整等。总之， PSD的发生是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医学领域的其他诸多疾病同样如此。因此当今医学领域正在实现从传统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治疗，向现代科学的“生物-社会-心理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但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临床医生在实践中还不习惯运用现代医学模式，多重视药物治疗，忽视对相关因素造成心理障碍的了解和疏导，这也说明从传统向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仍是任重道运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