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的发生发展，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人体系统发生紊乱，导致基因变异所致。治疗应遵循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诊治疾病时重视人体体质的变化，针对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热盛、寒凝、痰滞、血痪等不同变化，确定适应性强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过去医学界普遍存在“见瘤治瘤不顾人”的一种倾向，采用手术、化疗、放疗后生存期不足半年，只重视了实验室内针对肿瘤细胞的生物效应，而难以权衡化疗药物及手术、放疗等对人身整体的综合性生物效应。目前现代医学治疗肝癌的模式已从肿瘤的广泛切除转向组织及功能的保存，已从非特异性的细胞毒转向靶向性治疗，出现了多学科综合治疗、治疗方案个体化、保存功能、注意生活质量、重视姑息及康复治疗等新的治疗观念。这些治疗观念，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体的体质、机体的适应性以及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符合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在治疗肝癌时，无论其症状是否明显，病情的轻重缓急，必察色按脉先审体质;选方用药时，强调不能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痕之品，以防更伤人体正气。

　　解毒止痛明阴阳

　　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一些中药如半边莲、白花蛇舌草、败酱草、蚤休、龙葵等对肿瘤细胞有一定的毒性作用，能起到抗癌作用。这些中药从其性味、归经及功效上讲，多系清热解毒类药物。于是如今中医在治疗肝癌时有使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癖、软坚散结的习惯，甚至是三类药物的简单堆砌。这主要是基于“癌乃毒、癖、坚积”的认识，将着眼点局限于肿块，而忽视了患者的体质。然而，孰不知毒有寒、热、湿、痪等阴阳之分，痛有气滞、血癖、经络及脏腑失养等虚实之别，因此在选用解毒止痛药时强调辨明阴阳。阳热实证宜选用:白花蛇舌草、半边莲、虎杖、茵陈、丹参、犀角(水牛角代)、赤芍、玄参等药;阴寒虚证宜选用:娱蛤、全蝎、察香、苏合香、三棱、获术等药。

　　重用虫类善搜剔

　　肝癌虽有气滞、痰凝、血疲发展而来，但它在病理性质上又与气、痰、疲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仅采用理气、消痰、化痪的方法，治疗效果不好，只有配用毒药才能消之。基于这一认识，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酌加土鳖虫、水蛙、斑孟、全蝎、娱蛤等虫类药，以毒攻毒，每每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笔者集25余年的临床经验，认为肝癌的基本病机主要为热毒、痰痕、正虚所致，据此开发研制的清肝消症解毒丹体现了“以毒攻毒”的学术思想。其方中以人参、白术、获菩等固护脾胃、辅助正气;土鳖虫、水蛙、娱蛤等解毒消肿、活血止痛，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清热解毒，诸药合用共奏解毒抗癌之功效。

　　中西并用理相融

　　肝癌病人多邪实正虚，然而因病致虚者多，因虚致病者鲜。对早期肝癌，当务之急为祛邪，邪去正即安。对中晚期肝癌，多属本虚标实，中医治疗当扶正祛邪，注重整体，重视体质;西医治疗采用手术、放疗、介入等局部治疗及生物免疫治疗。然祛邪之法，对于早期之小肝癌，或手术、或介人、或瘤内无水酒精注射等现代医学之法，皆可应用，不必拘泥于西医之别。临床所见之肝癌病人大多已至中晚期，多有黄疸、腹水、发烧、疼痛等症状，一方面病情重、体质差，另一方面多已出现转移，因此单一疗法往往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必须采用中西医结合等综合治疗，西医可选用介入、射频消融、生物治疗等，中医当四诊合参，辨证论治。若热毒盛重用清热解毒，药用白花蛇舌草、重楼(七叶一枝花)、半枝莲、金银花、半边莲、败酱草、蒲公英等;若积块硬，重用软坚散结，药用鳖甲、八月札、夏枯草、生牡砺、穿山甲、浙贝母等;若痕血明显重用活血化癖，药用丹参、三棱、文术、虎杖、石见穿、平地木、三七、郁金等;若腹水明显加利水渗湿之品，药用车前子、获等皮、生姜皮、泽兰等;若脾虚痰胜加健脾化痰理气之类，药用太子参、白术、获荃、陈皮、半夏等;若肝肾阴虚采用滋补肝肾，药用当归、白芍、沙参、麦冬、构祀子、鳖甲、生地黄、山茱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