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B群人格障碍与童年期被虐待经历之间的关系。方法：先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 问卷对被试进行筛查，再以个性障碍晤谈手册（PDI－IV）对筛查的阳性被试进行半定式查询；用童年期创伤性经历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测查参加查询被试童年期被虐待的经历。结果：B群人格障碍与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相关性分析显示，CTQ的五个因子和总分均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正相关。除躯体虐待外，CTQ的各因子和总分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正相关。性虐待与自恋型人格障碍正相关。进一步做非条件Logistic回归，在排除人格障碍的共病因素之后，躯体虐待进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回归方程；情感忽视进入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回归方程。结论：童年期的虐待性经历是人格障碍发病的高度危险因素，其中躯体虐待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有解释作用，情感忽视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有解释作用。
      Ⅳ定义了10种人格障碍，依据其症状特点分为三个组群，A群：偏执型、分裂性和分裂型，表现为行为古怪或奇特；B群：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和自恋型，行为带有夸张或表演色彩并具有明显的移情问题；C群：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有明显的焦虑及对陌生事物的回避。
　　研究显示，童年期被虐待的经历与人格障碍的形成有较密切的关系。父母的虐待和忽视是预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D，APD）的重要因素之一。Widom（1989）发现，受虐待的儿童成年后由于暴力犯罪而被逮捕的机会是没有受虐待儿童的两倍。父母对儿童的忽视或缺乏管教也使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几率增高。近期研究显示，20％到40％的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D，BPD）患者有与一个或两个父母或短暂或长期分离的创伤性经历。50％-70％的BPD患者有躯体和/或性虐待经历或者目睹家庭暴力。童年期的创伤性经历对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 PD，HPD）的形成也有明显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推测，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可导致儿童的自尊下降，使患者认为如果他们不借助夸张的行为或其他方式就无法吸引他人。Kohut（1977）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D，NPD）的患者在婴幼儿期曾遭受强烈的、反复的创伤，使其对父母理想化和自我夸大的幻想急遽地破灭，而不是逐渐地、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来处理对自己和重要看护者的失望。本研究的目的即通过被试童年期遭受的虐待性经历和B群人格障碍之间的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童年期被虐待的形式与此四种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
　　对象和方法
　　研究对象：湖南和山东两地两所综合性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153人；湖南、山东两地三所劳教所的劳教人员115人。
　　1、研究工具：
　　一般资料大学生包括年龄、性别、学号、专业、班级及电子邮件，劳教人员包括姓名、年龄、案别。
　　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四版（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PDQ＋4）：是Hyler根据DSM－Ⅳ编制的筛查人格障碍的自陈式问卷。杨坚在1996年将其修订为中文版。杨蕴萍在2002年为PDQ+4在中国的应用做了检验，显示其效信度指标均达到了统计学要求，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特异度，适合做筛查问卷。
　　个性障碍晤谈手册（Personality Disorder Interview, PDI－IV）：是Thomas于1994年根据DSM－Ⅳ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编制的半定式查询工具，包括正式确定的10种及附加的2种人格障碍。PDI－IV对12种障碍的每一条诊断标准都设置了一组一致性的问题，并采用3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分[5]。杨坚于1996年将其翻译为中文。本研究中评定者之间在B群4种人格障碍所具有DSM-Ⅳ标准条目数的kappa值分别为0.89（反社会型）、0.78（边缘型）、0.71（表演型）和0.76（自恋型）。
　　童年期创伤性经历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28 Short Form，CTQ）：CTQ是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Bernstein PD.于1996年编制的用于评估儿童期家庭被虐待经历的自陈式问卷。问卷包含5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组以大学生为调查样本对其进行了初步的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其信度和效度尚好，适合在中国大陆应用[7]。
　　2、实施方式：
　　研究成员培训： 研究小组由2名临床心理学教师和1名精神科医师组成，使用PDQ＋4 与PDI-IV前进行约一周的学习和试用，以确保评定者之间在理解和操作上的一致性。
　　筛查：调查前先作统一的组织协调工作。然后按照整群抽样原则将PDQ+4在课堂上发给学生填写，以中队为单位发给劳教人员填写，完成后收回。用划界分筛选出PDQ+4B群人格障碍的阳性被试。
　　半定式查询：筛查之后4～6周，在盲法评定原则下对筛选出的PDQ+4B群人格障碍阳性被试进行PDI－IV半定式查询。
　　问卷测查：半定式查询结束后，用CTQ测查所有参加半定式查询被试的童年被虐待经历。
　　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经核查无遗漏和错误后将数据输入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3、研究结果
　　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完整及填答有效的问卷共268份。大学生153份，男性73份，女性80份，年龄18－23岁，平均年龄19.46±1.04。劳教人员115份，男性98份，女性17份，年龄18－50岁，平均年龄31.22±7.83。
　　大学生和劳教人员中B群人格障碍的患病率、共病率及两个群体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研究结果已另撰文。此文中不再赘述。
　　年期被虐待经历与B群人格障碍的相关分析：为研究童年期被虐待经历与B群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将大学生和劳教人员两个群体中参加半定式查询的268名被试的CTQ得分和PDI-Ⅳ的查询得分作多元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TQ的五个因子和总分均与APD正相关。除躯体虐待外，CTQ的各因子和总分与BPD正相关。性虐待和总分与NPD正相关。

　　童年期被虐待经历与B群人格障碍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为进一步研究与APD、BPD和NPD相关的虐待形式是否对其有病因学的意义，分别以这三种人格障碍为因变量，以相关的CTQ因子为自变量，做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为排除人格障碍之间的共病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在做一种人格障碍的分析时，同时也将其他三种人格障碍作为自变量引入。具体方法为，在第一次回归分析中，将其他三种人格障碍和相关的CTQ因子分别作为自变量引入做单因素分析；在第二次回归分析中，将有显着回归意义的人格障碍在第一模块引入，有显着回归意义的CTQ因子在第二模块引入，均采用全变量模型法（Enter）。结果显示，躯体虐待进入APD的回归方程，躯体虐待得分越高，APD的发病概率越大，回归方程预测正确率为82.5％；情感忽视进入BPD的回归方程，情感忽视得分越高，BPD的发病概率越大，回归方程预测正确率为85.2％。
　　4、讨论
　　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复习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大量的研究显示，虽然童年期的被虐待经历对个体的心理有非常广泛的负面影响，不同的虐待形式对个体可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些影响不同的方面包括道德判断、依恋关系、客体和自我表象、社会化行为、情感发展等。如受到侵犯时，被虐待的儿童一般会归咎于对方，被忽视的儿童则通常归咎于自己。

        观察被虐待和没有受虐儿童与母亲的互动关系。发现当被要求从事令人不快的任务时，被躯体虐待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内化道德感。被忽视的儿童则会表达更多的负性情绪。在依恋关系方面，早期被情感忽视的儿童特别容易有依恋问题。依恋理论学家认为，对于依恋焦虑的婴儿来说，父母既是主要的安全和保护者，同时也可带来危险和伤害（Hesse&Main,2000）。当依恋行为系统被激活时，这些儿童就陷入无法解决的冲突当中（George，1996）。作为这种“无法解决的两难之境”的结果，儿童谋取看护人保护的依恋策略会瓦解，表现出依恋失组织的行为（Hesse&Main,2000）。在客体和自我表象方面， Toth（1997）发现，尽管躯体受虐儿童的负性自我表象水平很高，被忽视的儿童则有更低水平的正性自我表象。对此Toth论述到：被忽视的儿童有较低水平的正性自我表象是因为他们的基本需要经常只得到最低水平的满足。从本质上说，他们被忽视的经历妨碍了其自我表象的充分发展。而躯体受虐的儿童尽管可能被父母殴打，但父母有时候还是会对他们表现出关心和正性的情感。被忽视的儿童则无此待遇。社会化行为方面，尽管被忽视的儿童较正常儿童的攻击性更强 ，他们的攻击性却较躯体受虐的儿童弱。被忽视的儿童较正常儿童更少合作性和依从性，躯体受虐儿童的合作性和依从性则更差 。情感发展方面，躯体和情感忽视的儿童在应对、人格发展和情绪控制方面的能力均较差。被忽视的儿童对他人的情感表达往往很困惑并不能分辩不同的情感 。在应激情景中，被忽视的儿童表现得很无助，而躯体受虐的儿童则倾向于更愤怒 。
　　总之，被躯体虐待的儿童在童年期就可表现出较多的外化性问题，如不顺从，攻击成人或其他儿童，在学校里难以管理。在青少年期容易离家出走。这些表现和APD的临床特征很相象。忽视则导致更多的内化问题，如负性的自我和客体表象，不能控制情绪，社交退缩、充满焦虑的依恋关系、应激时表现得很无助，抑郁等。这些表现类似于BPD的临床特征。如BPD患者竭力避免被人抛弃，以理想化和贬低两个极端为特征的人际关系，极度的情绪不稳定和难以控制的发怒等。由此可见，BPD的发病与童年期的情感忽视关系较密切，而童年期的躯体虐待则对APD的发病有相对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研究的结果尚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首先，人格和人格障碍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生物学因素、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本研究所关注的只是被试幼年时被虐待的经历，属于家庭环境的一个方面，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相关系数多在0.15-0.31之间，也说明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因素没有研究，幼年期被虐待的经历对人格障碍的形成并非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后，本文旨在探讨虐待性经历与单个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回归分析时排除了共病的影响。在未排除共病的影响时，性虐待可进入BPD和NPD的回归方程，排除共病之后，性虐待两个回归方程均未进入，说明在幼年期受过性虐待的被试倾向于同时罹患BPD和N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