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体质者因其体内过敏原特异性辅助T细胞偏向于Th2型而产生IgE，那么这一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目前尚无定论，但许多免疫学家认为Th1/Th2偏向通常在幼年时期形成，在某些个体，甚至形成于出生之前。

　　胎儿的遗传物质大约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因此胎儿实际上是一个“移植体”――其体内表达许多母体的免疫系统不耐受的父系抗原。由于胎盘是胎儿与母体之间的连接点，而胎盘内存在许多父系抗原，因而必须有措施来确保胎盘不被母体的CTL和NK细胞攻击。Th1型辅助T细胞分泌TNF和IL-2，TNF能辅助活化NK细胞，IL-2能刺激NK细胞和CTL增值，因而，使母体的辅助T细胞偏离Th1型细胞因子谱分化对胎儿的存活是有利的。而事实也正如此，胎盘细胞产生相对大量的IL-4和IL-10，又到母亲的辅助T细胞分化成Th2细胞。但这些胎盘细胞因子同样也能强烈地影响胎儿的辅助T细胞，由此导致人类出生时体内的辅助T细胞显著地倾向于产生Th2细胞因子。

　　显然，辅助T细胞的分化偏向并不会持续终生，最终大多数人体内的Th1/Th2细胞群会趋向平衡。幼年时期微生物感染（如病毒或细菌）可能有助于建立Th1/Th2细胞群平衡，因为这些微生物感染通常引发Th1反应。但目前尚未确证早期微生物感染在对免疫反应进行“重排序”，使机体对过敏原产生Th1反应方面有重要作用。免疫学家猜测幼儿在感染了微生物并强烈地诱使其免疫应答偏向Th1类的同时，如果接触到过敏原（如尘螨蛋白），针对该类过敏原的辅助T细胞引导同样也会偏向Th1类。一旦偏向发生，反馈机制将趋向于锁定Th1反应，所产生的记忆T细胞不仅会记住过敏原，而且也会记住针对该类过敏原的Th1型反应。一旦形成大量偏向记忆细胞，将很难纠正，因而在建立针对环境过敏原的正常免疫应答过程中，早期暴露于传染性疾病可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免疫偏向”概念与发达国家过敏病例增加而微生物感染（如结核）降低的情况相符，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卫生假说”。而儿童免疫偏向易感因素的存在也能解释在一年中特定月份出生的儿童更易于发生季节性过敏反应。

　　除环境因子（如早期暴露于传染病）外，遗传因素显然也在过敏易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假如同卵双生子中一方有过敏症，则另一方患过敏的可能性为50％。免疫学家已经指出对某些过敏原过敏的人比不过敏的人更有可能遗传有特异的MHCⅡ类基因，提示这些MHC分子可能在过敏原的呈递方面尤其有效。此外，部分过敏体质者体内产生IgE受体的突变体，据猜测这些突变受体交联时发出非同寻常的强烈信号，导致肥大细胞分泌的IL-4水平异常升高，反过来又刺激产生IgE。在部分过敏体质者体内已经检测到IL-4基因启动子区有突变，并由此可能导致IL-4水平的升高。不幸的是，过敏易感基因难于确定，因为这些基因似乎数量较多，并且不同过敏体质者之间的过敏易感基因还存在差异。

　　目前对此最佳的解释是过敏的免疫学基础在于免疫调节缺陷，致使过敏原特异性的辅助T细胞强烈偏向表达Th2类细胞因子谱，并导致过敏原特异性IgE的产生。个体所遗传的基因可以使自身或多或少对过敏原易感，并且暴露于诸如微生物感染之类的环境因子可能影响易感个体是否成为特应性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