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守方，以“持久战”对抗肿瘤恶性肿瘤，无论对于西医还是中医，都是一种难治性的疾病。从现阶段实际出发，恶性肿瘤仍是一种治疗难度很大的疾病：它起病隐匿、难于及早发现与手术根除；发病后进展迅速、难于用一般手段阻止；目前公认的一些治疗手段疗效尚比较有限、副作用较大；易于复发和转移、难于预防与控制；且能从身心两方面冲破人体防线，彻底瓦解人的抵抗力与意志。因此从患者的角度讲，一旦患了恶性肿瘤，就象是确立了一个极其难以战胜的强大的对手。从这一点上来讲，大多数恶性肿瘤是难求速胜的，尤其是那些发现晚、获得有效治疗晚、体质比较差的病人，更需要树立一种顽强的持久对抗的信念，才能更有希望战胜这种疾病。

　　相对于患者，临床医生尤其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正确的观念，即肿瘤是一个需要长期防治和调理的疾病，即使患者通过手术、放化疗治疗效果很好，也需要长期坚持用药、增强抗病能力，防复发、抗转移，这样才能在长期的治疗中给予患者最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孙师在临床用药处方时常常扶正与祛邪同用，且立法多以扶正为主，就是为了确保处方长期服用；而攻补兼施，以防为主、以攻为辅，提高晚期患者生存质量、带瘤长期存活的思路，使得孙师的处方可让患者坚持服用2－3个月或更长，正如中医所说“效不更方”，嘱患者一剂药服2天，就是立足于这种“持久战”的思路的体现。

　　以人为本，调动一切抗癌力量

       抗肿瘤治疗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总的因素就是“正虚邪盛”。面对毒邪力强和破坏力大的恶性肿瘤，人的躯体和意志抵抗力相对比较薄弱。因此要以我之正虚抗击恶性肿瘤之邪盛，就必须调动和激发体内可以充分发挥的力量来实现。

　　从辨证的观点来看，人体与疾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即：病因依附于人体而存在，人体因病而与之斗争。在这对矛盾统一体中，重点和核心都是“人”――只要一息尚存，人体就会与疾病斗争不止；因此人体与疾病的斗争，堪称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此消彼长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必须以人为本，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个现实，反映到中医理论上来，就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也是“扶正”与“祛邪”的辨证统一。

　　强调，正气是体内一切抗病能力的总和，正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所说的那样，“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真正含义，即：“气血阴阳调和、精神健康”，包括了身心这两个方面。概括来说，一切可以增强患者体质和抵抗力、使得精神平和顺畅的因素，都属于正气或者扶正的范畴；而一切可以抗击肿瘤的因素都属于祛邪的范畴。作为临床医生，其职责就是必须调动和协调一切可以“扶正”与“祛邪”的力量来对抗肿瘤，最终战胜肿瘤。

　　观之临床，用药组方多在25味左右，除传统扶正（如健脾益肾、益气养阴等）、祛邪（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等）之类的药物以外，常可见某些药物组合，如生蒲黄、血余炭、白芷、露蜂房，或代赭石、鸡内金、生麦芽，或合欢皮、夜交藤，或甘草、浮小麦、大枣等，竟为祛瘀生新、和胃降逆、宁心安神、止汗除烦而设，可见即使细微到如患者睡眠不佳、可能影响到体能恢复，烦躁出汗、可能影响到患者情绪等因素，都在孙师关注与即时应对的范畴，体现了孙师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深刻理解。

　　协调内外，一致抗癌

       恶性肿瘤既是一种局部的病变，也是一种涉及全身的疾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手术根除，其预后就会大大改善，这体现了它局部病变的特点；然而如果发现较晚，错过手术机会，或出现复发、转移，就可能会涉及到全身多个器官和系统并影响其功能，其预后就会明显地变差。另一方面，孙师也注意到，人体是一个十分精妙的复杂的整体。其复杂性体现在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而其精妙之处又体现在人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和谐共存，构成了人体正常发挥功能的物质基础。因此，人与恶性肿瘤两者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疗的复杂性。孙师认为，对待两者矛盾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合理的处理，其要点在于协调好两对关系，其一是扶正与祛邪的关系，另一个就是体内各脏腑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扶正与祛邪应该是一种辨证的统一的关系。“辨证”的含义是：扶正是祛邪的基础，祛邪是扶正的目的；扶正以巩固内部为重点，祛邪以防御外邪为目标；扶正强调内因的作用，祛邪强调外因的作用。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者既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代替。最终目的扶正与祛邪是一致的、统一的，那就是要保全生命、战胜肿瘤。因此孙师在用药处方时，每每扶正与祛邪同用，但多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两者互不替代、和谐共存于一方，而其疗效也事半功倍、患者受益。

　　对于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相生相克”，孙师则认为，其实质也是辨证的统一：五脏六腑之间相互的“克”，是其斗争性的表现；而“生”则是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依据。其中“生”的关系是主流，“克”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得五脏六腑之间能够更加和谐、从而发挥最佳功能。由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常常出现全身多处转移或多个脏器功能损害，因此，在处理这些复杂情况时，往往必须考虑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使之符合正常生理要求，从而保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所需。如肺癌晚期患者，除肺部症状、体征外，常可因脾气亏损、失于运化而出现腹胀、纳差、便溏，也可因痰热扰胃、胃失和降而胸闷、脘痞、恶呕痰涎，可因肾气亏虚、肾不纳气而气短、喘憋、腰膝酸软、活动乏力，也可因肝失疏泄、气滞血瘀而情志抑郁、胸胁胀满刺痛，可因肺热移肠而大便秘结、小便短赤，也可因气血不足、心脾两虚而面色无华、心悸、气短、失眠、多梦，因此必须根据病情需要适当予以健脾益气、清热和胃、益肾纳气、疏肝活血、泄热通便、补益心脾等处理，促进了它脏的功能协调，就会有利于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延续，从而有利于肺脏疾病本身的恢复。

　　调理脾肾，保护“先后天之本”

　　五脏六腑中脾肾作为“先后天之本”发挥着重要作用：肾为真水、真火之脏，真水滋养肝木而生心火、真火扶助脾土而生肺金，因此无论滋阴、温阳都以肾为根本；而脾为水谷运化之所，气血化生之源，如果没有食物和水的后天滋养，人甚至支撑不过数天，可见脾肾两脏是人体正气之本。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滋养的密切关系，即脾之健运须要肾阳的温煦和推动，肾阴、肾气也须要脾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来不断充养。因此脾胃亏虚，气血生化乏源，脾肾二者都会受损，人的抗病能力就会随之减弱，《脾胃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此诸病之所由生也”。张景岳则进一步认识到脾肾不足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指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且通过实践总结出相应治法，如“凡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治脾者宜从温养，治肾者宜从滋润”等。孙师在总结前人经验及多年临床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补脾益肾、保护“先后天之本”是调节人体生理机能、提高抗病能力的有效途径，临床常用此法配合相应的解毒抗癌药物以扶正祛邪，多获良效；而其多年心血结晶“补脾益肾解毒方”无论在实验室还是临床上应用都显现出无比的优越性。

　　典型病例

       患者徐某，男，48岁。于2005年5月来本院门诊就诊。患者胃癌术后9个月，病理类型：低分化腺癌，IIIb，淋巴结转移6/21，术后行艾恒+5-fu+CF化疗6周期结束。复查CT发现腹腔淋巴结转移，浅表淋巴结超声提示锁骨上淋巴结多发转移，最大1.4×0.4cm，现口服希罗达治疗。患者自诉上腹疼痛，呈持续隐痛，进食后加重，伴有恶心，反酸，食欲减退，乏力，查体：T 36. 6℃，P 84次/min，Bp 110/ 70mmHg。慢性病容，轻度贫血貌，面色萎黄，腹部平软，剑下压痛（+），无反跳痛，肝脾未触及，无移动性浊音，双下肢无水肿。舌质淡红，苔少，脉细弱。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2.4×109/ L，N 65％，Hb 66g/L。便潜血试验（+）。中医辨证属脾肾两亏、气阴不足，胃失和降，余毒未清。治则予以扶正祛邪，治法予以健脾益肾、益气养阴、和胃降逆、抗癌解毒。方药：生黄芪30g、白芍15g、太子参15g、炒白术15g、茯苓15g、砂仁10g、女贞子15g、玉竹15、露蜂房5g、血余炭10g、生蒲黄10g、炮山甲10g、龟板15g、白屈菜10g、回菜15g、藤梨根30g、生麦芽30g、鸡内金30g、白及10g、锻瓦楞10g、蛇舌草15g、佛手15g、草河车15g、生草10g。每2日1剂，分2次服用。随后以上方随证略作加减治疗4年余，患者病情稳定，2009年2月于我院复查腹部CT及浅表淋巴结超声提示病灶稳定，症状好转，继续在我院门诊中药治疗。

　　结语

       恶性肿瘤是一种难治性疾病，孙师在长期临床过程中通过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认识到治疗恶性肿瘤必须“以人为本，正气为先”，因此，立足于扶正祛邪，强调脾肾在维护正气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调理脾肾、保护“先后天之本”来协调内外，一致抗癌；治疗过程中必须坚持守方，以“持久战”对抗肿瘤，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在抑制肿瘤的复发及转移、稳定和缩小瘤体、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以发现中医药抑瘤、防复发转移的普遍规律，造福于广大肿瘤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