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重视肿瘤病理类型

       孙师认为，肿瘤不同于一般性质的疾病，是一种局部病变、影响全身的难治性疾病，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临床特点，如肿瘤病灶都建于自体组织细胞突变的基础之上；多具有血管网丰富、代谢旺盛的特征；肿瘤细胞都较正常细胞分化程度低，易于分裂增殖、脱落转移等，与普通疾病不同。因此，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她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并重，在处理病与证的关系及用药处方时，有时甚至更偏重于疾病自身的特点。她认为，对于某种肿瘤来说，其本质是一定的，而临床的“证”却表现千变万化，所以处方时，立足于某种肿瘤的自身特点，选用对某种肿瘤有较好疗效的辨证主方，再结合患者全身状况来综合考虑，随证加减，方证结合，有效提高处方疗效。如治疗胃癌时，常选用胃癌辨证主方黄芪建中汤或四君子汤等，再随证选用验方或对药如鸡内金－生麦芽、白芷－露蜂房－血余炭－生蒲黄、虎杖－藤梨根等。

　　孙师系统总结了既往治疗肿瘤的中医经验，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或类型：（一）单纯辨证施治型：即凭借临床经验，根据患者症状、体征等资料来辨证论治，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症状、缓解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对原发肿瘤治疗有效，但力度不够，疗效不稳定，肿瘤仍进展；（二）辨证施治与手术、放化疗相结合型：随着西医治疗理念及方法、手段的进步，手术、放化疗已能较为有效的控制肿瘤进展、转移，甚至部分能获得完全缓解，但其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也较为明显。为减轻西医相关治疗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根据患者经受上述治疗后遗留的症状、体征等情况来辨证论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症状、缓解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但这种中医治疗基本处于辅助地位，比较被动；（三）辨证施治与辨病相结合型：随着中药药理学的进展，部分中药的抗癌作用得以证实，因此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结合辨病选药，就较大的提高了中医药治疗肿瘤的合理性，但是初级的辨病其实质是按照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在选择相应的中药进行“化疗”，而不是通过辨病得来的相关资料有效地提高辨证水平、协调处方用药，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科研工作者们从分子生物学、分子酶学、分子免疫学乃至基因水平进行深入探讨，逐步发现中医药抑瘤、防复发转移的作用机理，揭示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有力地推动辨证与辨病水平向深层次发展，应用于临床，进一步提高疗效。

　　四十余年来，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孙师把患者发病时间的长短、是否手术、术后肿瘤病理分型、淋巴结转移的多少以及既往的化疗方案等，甚至于患者性别、年龄、个人饮食嗜好都纳入辨证的范围，通过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来提升辨证水平，正确判别邪正关系、协调处方用药。其中孙教授又尤其重视肿瘤的病理类型，因为根据现代医学的观察，不同类型的肿瘤，其发病特点、进展速度及预后均有不同。恶性程度高、淋巴结转移较多的肿瘤，往往发病及进展迅速，患者体质及生活质量迅速恶化，预后不良，从中医角度观察，属于毒邪炽盛，正不能压邪，迅速导致毒盛正衰，因此在用药处方时应根据这种肿瘤的特点，合理调整扶正与攻毒的力度，使得攻邪有力而又不易伤正，扶正得体而又不会助邪；而恶性程度较低，分化较好的肿瘤，其致病、致死能力较弱，病情进展缓慢，患者体质和生活质量尚可一定程度得到维持，从中医角度观察，说明毒邪力量较弱，除能正确认识其预后外，对用药处方的扶正祛邪力度、比例关系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扶正祛邪、攻守有度，守方应变

       孙师认为，肿瘤的发病包括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外因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凡人被六淫邪气所侵，即能积久成病，而外因实际上也包括了诸如病毒、物理、化学在内的一些因素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如“好热饮人，多患膈症”、“酒客多膈症，尤其好热饮者”等等；内因则由于人的情志过度或不及，导致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而产生疾病，如李埏说“郁结伤脾，肌肉消薄，与外邪相搏而成肉瘤”。但总的来说，外邪之所以侵入人体发病，还是由于人体先有虚隙可乘之机，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是由于身体气血亏虚，运行失常，以致五脏六腑蓄毒而机能失调、脏腑损益，导致癌瘤发生[1]。因此，正虚邪实往往贯穿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即便是肿瘤清扫术后，也常常因手术本身的创伤及术后的放化疗而加重正气亏损，同时往往又存在邪毒未净的状况，表现为正气亏虚、邪气胶着。因此，孙教授认为，扶正祛邪应贯穿治疗的始终。

　　但是在肿瘤的不同时期及不同的病理生理条件下，正邪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处方用药必须攻守有度。孙师把患者发病时间的长短、是否手术、术后肿瘤病理分型、淋巴结转移的多少以及既往采用的化疗方案等，甚至于患者性别、年龄、个人饮食嗜好都纳入到辨证的范围，就有利于相对准确的判断患者体内正邪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从而有效的协调处方用药，做到知己知彼而百战百胜。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扶正祛邪并重、且扶正祛邪比例掌握较好的情况下，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的扶正或祛邪；单纯的扶正往往无法有效地抑制肿瘤的增殖，而单纯的祛邪如长期、大量单纯应用活血化瘀、化痰散结或清热解毒药，不仅不能巩固或进一步提高疗效，反而容易损伤脾胃正气，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及抗病能力损伤，反而不利于肿瘤治疗[2]。

　　在正确辨证、辨病与判别邪正关系的基础上，尚须守方应变。孙师认为，肿瘤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调理的过程，辨证与辨病有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因此，针对某个病人的处方往往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符合该病人的临床发病特征，这就构成了长期守方治疗的基础。如孙师强调，一般患者可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维持原方口服3个月到半年（一付药可煎服2天）；但患者病情有变化，如免疫力降低，易感性增强，情绪波动、饮食失调等表现，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就须调整用药以应变。

　　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孙师认为，正气是体内一切抗病能力的总和。《黄帝内经》中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挚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说明气血阴阳调和、精神健康，是“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的前提，反过来也就是说：不生病、长寿的秘诀在于“气血阴阳调和、精神健康”，这也正是“正气内存”的真正含义。

　　基于此，凡属能使气血阴阳调和的方法，皆属于扶助正气的范畴。气血阴阳乖逆有多种形式，如大肠癌常因脾胃亏虚、湿热内生，热毒蕴结，流注大肠，湿毒结聚，气滞血瘀所致，以脾胃亏虚为本，湿热蕴毒、气滞血瘀等为标，标本合病，使得气血阴阳不和，故予健脾益气、行气化滞、泻浊散结、活血散瘀等法治疗，使得清升浊降，气血阴阳调和，则正进邪退，病趋向愈[3]；又如胃癌复发与转移的内因是正气亏虚，虚则致积，积而益虚，导致气滞、血瘀、痰凝，常以异功散合当归补血汤加味治疗胃癌，肝胃不和者加佛手、香橼、八月扎，胃热伤阴者加玉竹、知母、女贞子、枸杞子，痰湿凝结者加生半夏、竹茹、枳实等，临床均取得十分理想的疗效[4]。

　　凡属能使精神健康的方法，也属扶助正气的范畴。如乳癌、肝癌患者无论手术与否，多会出现烦躁易怒等肝气郁结症状，孙师则均首先采用逍遥散加减以疏肝解郁，调整机体气血平衡，并适当辅以心理治疗和精神疏导，鼓励患者疏解郁闷、释情开怀，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对疾病的恐惧心理，这样不但使得机体的内环境达到平衡，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肿瘤的免疫机制，同时也为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的抗肿瘤作用带来机遇[2]。

　　四、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同气相求，提高疗效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首先提出“有情之品”的概念，认为血肉有情之品的补益作用尤为突出。叶天士也认为“血肉有情，栽培身内精血”，其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对阿胶、鹿角、鹿茸、鹿胶、羊肉、紫河车、龟板、人乳、牛羊猪脊髓等多种动物类补益药研究颇深，善施广用，大收殊效；《临证指南医案》还指出：“凡虫蚁皆攻。无血者走气，有血者走血，飞者升，地行者降”，“草木药饵，总属无情，不能治精亏之惫……”。这些论述，不仅丰富地阐述了血肉有情之品的补益和攻邪作用，而且指出其药效较草木药饵为佳。

　　古人常用的动物类药有类似于人体脏腑组织结构的血、肉、骨、髓、体、甲等，如“有情之属填精：牛骨髓、羊骨髓、猪脊髓、鹿角胶”、“龟胶、人乳皆血肉有情”、“鹿茸壮督脉之阳、鹿霜通督脉之气、鹿胶补肾脉之血”、“盖鹿乃纯阳，龟、虎属阴，血气有情，各从其类，非金石草木比也”。这说明，古人应用动物类药多源于取象比类、“同气相求”。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孙师亦认为动物药较植物药而言，更贴近人体需要、疗效较好，因此，在各类肿瘤的治疗当中亦经常使用到，如食管癌患者出现格拒、瘀毒阻滞时，多加入天龙、干蟾皮、水蛭等[5]；对于胃癌晚期病人出现脾肾亏虚，瘀毒内结时，多加入蜂房、血余炭、鸡内金、九香虫、鳖甲、炮山甲、桑螵蛸等；而各种肿瘤晚期脑转移者，则多加入全蝎、蜈蚣等。

　　五、偃合脏腑病理生理，投药切合气血升降枢机

       《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说明人身气血正常地升、降、出、入是人体存活并能正常生理活动的先决条件。在生病的时候，人体的脏腑气血运行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如胃癌的嗳气、呃逆、反酸、反食，食管癌的噎膈，大肠癌的便秘、泄泻，乳癌的胁胀闷痛等，均是脏腑气机逆乱的表现。

　　孙师认为，偃合脏腑自身病理生理特点，通过合理用药理顺脏腑气机，使其符合正常生理活动，就能最大限度恢复脏腑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树立带瘤生存、继续治疗的信心，并为进一步抗击肿瘤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如孙师常用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健脾升清；沙参、黄芩、清半夏、代赭石和降胃气；柴胡、杭芍、赤芍、白术、茯苓疏肝运脾；天麻、钩藤、草决明、牛膝平肝降逆；葛根、黄芩、黄连升清降浊等。